田野新希望

　　“十一五”开局之年，新农村建设拉开大幕。人民日报社论称，这是“亿万农民的福音，田野大地的希望”。

　　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的描述，新农村是指“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园，是百姓心中美好的企盼。

　　幕启之后，各地“剧目”次第上演。记者了解到，我省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部署即将展开。作为创造了许多农业和农村工作经验，在诸多方面领风气之先的农业大省、强省，山东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

　　新起点与新农村

　　山东的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2005年，全省实现GDP1.8万亿元，人均占有2400美元，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达89.5％，整体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经济腾飞阶段，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期。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山东具备了基础条件。

　　省政府农业专家顾问团成员作的一份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判断”：从2001年到2004年，山东城市化水平由38％提高到43.8％，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转移农村人口约500万人。四年间，全省人均GDP从1200美元提高到2000多美元。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到“十一五”末，全省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初步实现由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型。

　　转移农民，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千千万万个新型农村的真正崛起。美好的蓝图变为现实，面临诸多制约因素，需要力解多年形成的一些“死结”：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年来，国家和省里出台了许多惠及三农的政策，深受群众拥护，但在不少地方都是落实无方、收效甚微。农业投入雷声大雨点小，远远低于城市和工业，形成“城市锦上添花多，农村雪中送炭少”的奇特现象。说到底，是一些地方领导的错误观念和不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作祟。观念不改，行动走形，新农村建设就会流于形式。

　　更为严峻的是，启动内部活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迟迟没有建立，城乡贫富悬殊呈扩大态势。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事实是：现在是建国以来农产品供应最为丰富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时期。农民作为“弱势阶层”始终未能全面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

　　站在新起点，要有新作为。记者在一些城乡统筹起步较早的地区采访，基层干部深情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对农民是“既欠账又欠情”。还账于三农，倾情于三农，应当成为各级政府的自觉行动。

　　新农村与新空间

　　韩寓群省长去年在各市调研时指出，城乡差别是当前社会深层次矛盾之一，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不了，全面实现小康是不可能的。从山东来看，农村落后的一面，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手段之一，就是统筹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人说，这是农村沾光，城市吃亏。

　　在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王泽厚看来，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说，统筹城乡也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内在要求。他对记者分析说，城乡各有优势，农村的优势是资源、劳动力和拓展空间，而城市是人才技术信息优势，二者互补。山东50%多的人口在农村，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新农村建设无疑会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东营的实践为此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佐证。东营市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说，近五年来，他们筹集资金65亿元投向三农，其中市县财政投入32亿元，招商引资投入24亿元，争取各方支持9亿元。仅从支出结构看，2004年市财政安排三农资金4.6亿元，占总支出的29.6%，去年又安排了5亿元，连续几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均占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

　　东营倾情三农，还账三农，以城带乡的不懈实践，其结果是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壮大，农业为工业经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用东营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解决了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半身不遂问题”，大规模地投资三农，在补长农业短腿的同时，不仅没有阻碍反而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据统计，东营市农业龙头企业数量近两年以30%的速度增长，带动了13万农户进入产业链经营。到2004年底，全市农村劳动力由一产转到非农产业的达20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38%。农业的社会化组织生产既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也为之储备了优良的劳动力宝库。

　　韩国的经验也许更具说服力。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2004年，韩国人均GDP达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1：0.9，几乎持平。这主要归功于始于1970年的“新村运动”。从1970到1980年，韩国政府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加工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其结果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

　　韩国经验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