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解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变迁谈起

　　记者手记之傅剑锋专栏

　　《南方周末》昨日头条《乡村女教师含泪供弟上学》的报道，讲述了这位女教师卖身供弟上大学的事实。作为该文的作者，我想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对这一极端但又有丰富样本意义的事件做一个系统分析。

　　首先，这个女教师家庭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产业化”之下大学高收费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不说贫困的西部，即使以整体情况较为富裕的广东为例，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调查中显示，仅有一成农民和下岗、离退休人员能够应付正常的高校收费。故此，“姐姐卖身供弟上学”实是普遍困境的个案缩影。

　　这个家庭所在的村庄对高校教育的态度变化，还反映出更为深层的社会信息。因为高收费使这些农民直观地感到，让孩子上大学是件亏本的事，所以出现了虽然大学连年扩招，但是这个村庄每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去年一项对北京高校的调查也发现近年农村生源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去年农村大学生只占到了全北京大学生的17.7％。

　　必须要阻止这一状况的继续恶化了，官方与民间对此其实早已达成一致。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去年所言: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

　　但这样显然还不够，因为即使目前的正常大学收费，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调查显示也只有“一成农民”有承担能力。这就涉及如何根本上改善整个高校收费体系的问题。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经济学博士黄卫华认为，教育高收费根源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某些政府行为企业化、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资本化，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收费使得教育供给体系中所有的主体都获得了利益。所以，教育收费的深水区改革，将不只是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更应有对教育部门和其拥有的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进行系统的利益调查和制度约束。

　　然而，要全面破解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的命运变迁，仅仅观察“因学致贫”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早在孩子上大学前，这个农村家庭已经在负债经营——在1994年共欠了本息合计达20万元的债务。这一债务是因为这个家庭致富的努力破灭后产生的。除了各种偶然性，这与农民致富途径的狭隘、抗风险能力的薄弱、做小本经营的融资渠道的有限等原因相关。

　　而涉及到这个乡村女教师低工资，以及被拖欠与克扣用于公共建设的情况，与目前贫困农村实行免税后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薄弱有关。免除农业税虽然普惠了广大农民，但农村基层政府却因此收入锐减，且人员没有随之精简，于是出现了无法正常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所以，从宏观层面看，要保障这类女教师的权益，不只是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还应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并辅之以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善。

　　在这个乡村女教师家庭里，最让人扼腕浩叹的还是家人为了供孩子上学所做出的正常与超出常理的牺牲。这种牺牲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家庭亲情被严重透支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种农村家庭伦理资源的可贵。这种传承自农业社会的伦理资源，既是像这样一个艰难的家庭仍然能运转下去的原因，也是凝聚和整合农村家庭的重要精神力量。以更为宏远的视野观察，有学者认为农村传统伦理是医治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他认为这就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要竭力保存农村文化的原因，尽管农村对这些国家来说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所以，如何保护、发展与合理使用这种伦理资源，实也是精神层面方面的新农村建设之一。(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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