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　张中行病逝

　　国学大师张中行病逝

　　享年97岁，生前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未名四老”，其著作《顺生论》被誉为中国当代的《论语》

　　大师传奇

　　布衣学者安守“都市柴门”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等。有人评价，张老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堪称中国当代《世说新语》，《顺生论》堪称中国当代的《论语》。

　　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

　　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本报讯(新京报记者甘丹)昨日凌晨2时40分，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未名四老”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因呼吸系统衰竭，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7岁。

　　记者了解到，张中行在去年9月8日，因食欲不好住进了305医院。其间，他还于今年1月7日，在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他在去世之前思维一直很清晰，也还能说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女儿们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即便是能留，他也不会留的。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很淡，希望一切都能顺其自然。”二女儿张文如此说，“他的心愿只是希望能够继续写文章。”

　　昨日，张中行的亲属已经和张老先生生前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协商了后事。他们也确定于3月2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生前访谈

　　“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自白书》中，收录了一篇记者对去年已在病中的张中行老先生的访谈。

　　“小民何求，就是活着”

　　问:您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整天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地什么也不想，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问: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答: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问:过分恋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答: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问: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答: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一生中男女情感最重要”

　　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答: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问:您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答: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问: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答: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问: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答: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问:在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问: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答: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新民晚报》)

　　半世情路

　　“余永泽”与杨沫的情感纠葛

　　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两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留恋的一段生活。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得知杨沫与在香河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可隔阂早已在张、杨二人心中形成且无法弥补。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北京，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地应允了，两人情分画上句号。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而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扬子晚报》)

　　图:

　　张中行老先生生前在北大旧址——北京沙滩红楼前的留影。资料图片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