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731”，今有“沈八院”？

　　李斌

　　如果说“广东江门小医院曝出大腐败，依靠八种手段捞钱”（《中国青年报》2月24日）还只是盯着患者的钱包，那么“沈阳市第八人民医院盗取患者骨髓用于试验”（《华商晨报》2月24日）的新闻说明，某些医院的牟利手段其技术含量已经到了敲骨吸髓、吃不完还打包走的高度。看报道的过程，感觉像电影《黑太阳731》里的侵华日军生化部队用中国人

　　有身为医学界人士的网友指出记者行文中存在违背医学常识的“错误”，譬如骨髓是造血用的，是可再生的，与事件中的患者腿部功能丧失没有必然联系，抽取10到20毫升的骨髓对患者的危害并不大，就像捐献骨髓对人体基本没有影响。更有人觉得记者娓娓道来有如亲历，现场感太过强烈不太真实，而医院的做法即使是有疏失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医疗科研。言下之意，觉得媒体的报道是小题大做，甚至会对以后的科研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

　　阿弥陀佛！这些业内精英的高瞻远瞩忧患意识让人五体投地。虽然事件的真相仍有待“有关部门本着对事实和法律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公开调查”，更不能断言“沈八院”就是国产版的“731”。但这种对医学伦理的漠视更让人不寒而栗。

　　据笔者翻查，去年轰动全球的韩国“国宝”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曝光前，黄禹锡已因卷入采集卵子的丑闻被迫辞职，肇始于违反了1964年为科学实验确立伦理规范的《赫尔辛基宣言》——“用于科学实验的人体组织的采集应该征得当事人的知情同意，并且是在自愿捐献的情况下进行采集工作。”有鉴于部分业内精英的不以为然，笔者的疑问是，国内大部分的医学界人士，是否知道有《赫尔辛基宣言》的存在，是否应该接受一次医学伦理准则的普及教育？否则“我将生命托医生、奈何医生只爱钱”的景象不免重复再重复，而今天患者被抽了骨髓，说不定明天肾就丢了一个、肝组织少了几两……人未富、身先老、心已远

　　笔者尚未婚娶，但“我国21省区市成老年型地区，面临未富先老挑战”（《东方早报》2月24日）的新闻还是让人顿时觉得肩头的压力徒增。为什么我敲打键盘的手指变得沉重？因为我对年老时的生活保障没有信心。据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笔者不免疑惑，这些，就没金钱什么事了吗？从追财富到求幸福，或许说明中国民众幸福感正在变得多元，但少了金钱这个翅膀，幸福的梦想又怎么飞得起来呢？

　　当民众的幸福指数在飞涨的GDP面前萎靡不振，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甚至要“啃老”，这实在是很无趣很不多元的生活景象。对比起来，甚至不如满大街卖得风生水起的无痛流产广告顺眼。

　　因此，面对“安徽党员公务员未婚生子或被‘双开’，违规生育将追责”（新华社2月23日电）的新闻，网友们已经懒得用“做秀”二字来评述了这种廉政措施了，而把矛头都对准了未富先老所折射的计划生育问题：抚养老人的压力、人口结构的失调、独生子女的素质。不必对这种心态上纲上线到“动摇基本国策”，咱得分清楚，大家重提“养儿防老”，不过是反映了民众对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的现状的普遍不满。进一步说，他们关注的是一个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否伴随着房价、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令人恐惧的高速增长，工业社会对环境造成的巨大污染。如果上述命题都不成立，又何必扯到“老龄化将给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带来致命性影响”这么高远呢？只不过比做秀高了一点点

　　“人多力量大”是曾经流行一时的话语，现在看来依然很有市场：“百名教授将联名发出倡议书，建议教育部惩治学术腐败”（《新京报》2月24日），主旨不可谓不崇高不合时宜，然而煞费苦心要把学术打假与“3.15”消费者权益日联系起来，却可以从中读出一些惶恐和不自信来。矛头直指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脉把得很准，可开出来的药方却只有“如何用法律规范学术制度”，这不仅是老生常谈，至于座谈会的嘴上功夫，其可操作性也很是问题。以“教授”的名义堂而皇之当“包工头”强占学生劳动成果，算不算学术腐败？怎么只关心“剽窃抄袭”？甚至不如建议教育部成立“反剽窃司”，组织人马专门监督剽窃和抄袭的行为，并制定相关惩罚措施来得靠谱。

　　如果说教授们的“敌人”是行政主导占强势地位的学术资源分配体制和学术评价体系，那么让“重庆800多高一学生联名上书学校请求恢复周末放假”（《重庆时报》2月24日）的，显然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压力。据说对于学校出台的这个有着暧昧名称的“月假制”，当事三方的反应是学生烦、老师累、家长怨，很接近“老鼠过街”的待遇。

　　不过且莫以为舆论的反弹就意味着“月假制”的寿终正寝，相信不少父母看到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就会理解学校的做法了（上级就很理解学校“方便学校管理”的理由）；而只要相应的补课费还算诱人、人民币的绩效机

　　制跟得上，大部分老师还不屁颠屁颠地开工；至于那些未成年、不独立的学生，唯一的选择就是慢慢熬。

　　原本对于这种社会个体意识的集中表达方式，不应泼冷水，但在教育部门的民意反馈机制并不完善的当下，“联名”能够对制度建设的改进起到什么可预见的效果，实在是不敢乐观。笔者自认是功利论者，以这样的视角看来，上述两种“联名”，也只不过比“长沙某小学开学典礼上老师集体宣誓不乱收费”（《潇湘晨报》2月22日）的做秀方式要高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