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日记记录离别时刻，22次科考队已经从中山站启程雪龙号预计下月28日前后抵达上海

　　一篇日记记录离别时刻，22次科考队已经从中山站启程

　　雪龙号预计下月28日前后抵达上海

　　■首席记者张晓帆

　　本报讯从离开大连到现在，本报特派南极记者刘万恒与大连电视台记者佟伟东已经在南极度过了100多天。24日，雪龙号正式离开南极，驶向祖国的方向。刘万恒的“南极系列报道”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这篇写于2月24日的日记是刘万恒所有“南极日记”中最伤感、最动情的一篇，让本报后方的编辑记者的眼睛也湿润了。

　　百余天来，大连晚报的读者们与刘万恒一起悲喜，经受着南极科考的种种快乐与忧伤。大连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距离南极如此之近，那里的一切，风光、科研项目、专家的名字、队员的吃喝拉撒睡，都为我们所熟知。从2005年11月18日自上海出发，到目前踏上归程，本报特派记者刘万恒共为大连晚报读者发回近百篇20余万字的报道，创下了中国南极科考文字报道之最。

　　据了解，雪龙号将沿着去时的路线返回，中间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地调整，预计将于3月28日前后抵达上海民生码头。本次南极系列报道的特邀单位大连老虎滩极地海洋动物馆与本报已经做好准备，准备欢迎我们的新闻勇士。让我们祝愿22次科考队一路顺风，期待他们胜利返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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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日记

　　南极，我不忍和你说“再见”

　　■本报特派南极记者刘万恒雪龙号电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说老实话，我很不情愿写下24日这篇日记，因为在键盘上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莫名的伤感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来。虽然作为一名普通的科考队员，我有放松心情、躲避哀伤的权利，但作为一个记者，真实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经历同样是我的工作。

　　虽然20日我们就离开中山站，重返雪龙号开始船上生活，但从心理上，我总觉得雪龙号还没有离开，我只是上船“度假”，还没有和中山站、和越冬队的弟兄们说再见。但是24日，告别的时刻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

　　早上9时，20名队员代表分乘两架次直升机回到中山站。用魏书记的话说，我们是回来和18名越冬队员“握握手”，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后，雪龙号将掉头向北一去不回，18个孤独的中国人将告别大部队，在这块位于地球最南端的中国领土上，孤独地驻守整整485天。

　　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中山站时，越冬队的兄弟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从生活栋的大门里钻出来，大家笑着和我们握手、寒暄，好像我们是刚刚随科学家从野外采访拍摄完科考工作归来一样。虽然这样的气氛让人隐约觉得有些别扭和不安，但我觉得总比“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要快意得多。虽然我如此宽慰着自己，但走进餐厅时，墙壁上新贴上的“雪龙回国，队友回家”8个字还是让我心一沉。

　　在随后进行的告别仪式上，第9次来南极的魏书记讲出了他的心声：“当年建站的时候我没有看到站区的面貌，但通过高频向站区说再见的时候，我没有讲完自己想讲的话就泪流满面，此情此景，确实让人忍不住想流泪。后来虽然我9次来南极，9次送迎越冬队员，这份离别的感情仍然丝毫不减。由于这个事业的神圣和南极环境的特殊，虽然时间流逝，但感情丝毫没有淡化。大家风雨同舟，在特殊环境下建立起的这份友谊和感情永远值得回忆。作为一个老南极，我深知所有同志为此作出的付出。越冬队也是一支国家的队伍。这里虽然没有人烟，虽然只有俄罗斯和60海里外的戴维斯站与你们相伴，但你们代表的是中国人，你们的思想不应该孤单。当年113名同志建设中山站时，历经千辛万苦，把国旗升起在东南极的拉斯曼丘陵上空时，我曾经说过：在南极把国旗升起来并不困难，但让国旗永远飘扬下去是困难的。守护国旗需要长时间的付出，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你们无疑就是这些守护国旗的人，你们给南极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我之所以要在日记里大段描写魏书记的发言原文，因为我还是在努力拖延着时间，力图不去重新回忆那一幕幕告别场面。魏书记在仪式结束时还是努力地让越冬队员们发言，但他说出“那我们就说再见吧”这句结束的话时我明显感觉到爽快的魏书记有些迟疑、不忍。

　　整个中山站的气氛也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董利站起来，我看见他用力地抿着嘴，一遍遍地说“谢谢”，并带着手下的越冬队员们把20位即将离开的战友送到停机坪上。两支队伍自然排成两行，队员们一一拥抱。第一个流下眼泪的是杨惠根博士，这位中国极光研究的权威科学家不再顾及自己的首席科学家身份，抱住董利和大厨老赵久久不肯松手。发电班班长郑敏更是毫不掩饰伤感，汹涌的泪水把他的眼眶浸得通红。在这个时刻，无论是越冬队员还是度夏队员；无论是厅长、科学家还是刚参加工作的研究员，都肆无忌惮地拥抱在一起，彼此互道珍重，并让泪水洗刷心中的不舍。

　　魏书记独自走出人群，早早地登上飞机，坐进机舱的最后排。我看见老爷子低下头，动作缓慢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飞龙直升机腾空而起，地面上，越冬队员们挥手不止，直到直升机在碧空中浓缩成一个无法辨认的黑点，直到连黑点都彻底消失。我们6个记者乘坐第2架次的飞机离开，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怨恨这样的安排。因为我觉得和他们呆在一起越久，就越不忍心和他们说“再见”然后掉头离去。

　　突然间我想起，自己临走前曾在口袋里揣进一包准备送给越冬队员的“告别烟”。于是我赶紧翻动自己的衣服口袋，力图让自己找到一个躲避这种心情的机会。当我把好不容易才从口袋里掏出的香烟递到负责越冬期臭氧观测的季军手里时，老季紧紧地搂住我：“兄弟，有句话叫‘相见时难别亦难’”下半句话他哽咽地说不出来，该死的老季用一句没头没尾的半截子话说哭了自己，也搞得本来很坚强的我赶紧拉上墨镜夹片，掩饰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直升机终于回来了，这使得我不由心生可以逃离这一难过场景的“喜悦”。可是从越冬队员们的眼睛中，我明显读到了一种要和最后一批同类说再见时的痛苦，或者说，绝望。停机坪上乱成一团，作为记者，我应该抓紧时间按动快门，用镜头记录下这最后的告别时刻。可是看着那一双双流泪的眼睛，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远远躲开的冲动。此时我才明白魏书记为什么要早早登上飞机，并用最慢的速度整理衣服。此时的停机坪上到处是眼泪，到处是再见，我已经无处可躲。最后，我终于放弃了一名记者的工作使命，和新华社的宗堂一起逃进飞机，躲在机舱的角落里，欺骗自己这层透明的玻璃可以隔断伤感。

　　飞龙直升机又一次腾空而起，我看到地面上几个越冬队员在追逐着我们的飞机阴影奔跑、挥手，巨大的旋翼轰鸣声中，我听到自己和机舱里其他人喊再见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再见！中山站！再见！我的越冬兄弟们！

　　直升机回到雪龙号后15分钟，雪龙号鸣响汽笛，2万吨的巨轮开始在冰海上缓缓掉头，在画出一条半圆形的巨大航迹后，雪龙号告别中山站，掉头向北。在雪龙号一阵紧似一阵的晃动中，我们开始北行。虽然离别的时刻是忧伤的，但回家两个字总能让我心生憧憬。望着满海的冰山，我开始祈祷，希望回家的喜悦能早点冲淡离别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