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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小偷村”传闻调查(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6日10:43 每日新报

  孩子往往成为小偷作案的掩护

  警员不足、缺少法律依据是当地警方认为比较“头疼”的事

  有人编了一个段子形容城里的“贼患”,说是从大街上随便拉来一拨人,不是被贼光顾过的,就是被贼惦记过的,要么也是目睹过贼伸手的,反正都与贼人打过交道。

  还有人改了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带走你所有的钱财。这是用来形容那些行走于高档写字楼、行政办公室间的“拎包族”的。

  春节前,得到一条信息:皖北安庆市枞阳县,个别乡镇的几个村庄已经成为“贼窝”,人称“小偷专业村”。据说,在几个“小偷专业村”里,有浩浩荡荡的数千人从“拎包”走上了“致富路”。

  专业“拎包族”据说已家族化,每年元宵之后,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总动员”,包一辆车全体上阵,从枞阳直驱江浙一带经济较发达城市。

  我们得到一组数据,自2005年3月起至11月止,仅枞阳县横埠镇一地,被案发地公安机关抓获或通缉的盗窃人员共计22起26人。案发地最远已到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

  笑贫不笑偷同乡骂娘怪损己名声

  枞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西与桐城市共水,南与安庆市毗邻,北与无为、庐江县接壤,东南与铜陵、池州市隔江相望。

  这是2006年1月的一个周日,从上海至枞阳为数不多的几班直达长途车挤满了返乡过年的农民工,记者坐了7小时的长途车先至合肥再换车。在打听至枞阳的班次时,得到的回答是:“噢,就是那个出小偷的地方啊!”

  合肥当地的一个朋友建议我直接包车去枞阳,理由是:“长途车上人多眼杂,何况是去这么一个地方。”

  记者听取了他的建议。出租车司机姓张,为采访方便,我们到合肥火车站顺便带了3位刚从北京、上海返乡的枞阳农民工。

  3位农民朋友不用花钱就可以坐小轿车回家,心情当然很不错,但他们并不愿意涉及“小偷村”的话题:“怎么,‘小偷村’连你们都知道了?!”

  在上海打工的老王就开始骂娘:“你都不知道,在宁波、温州老老实实打工的枞阳人有多尴尬!一些横埠人偷东西出了名,害得人家见到枞阳人就想到贼!”

  “他们把偷叫做摸分。在横埠有些村庄,有些姑娘家找女婿都要问一下男方家里有几个摸分的,如果男方说摸分的有好几个,那女方竟会很中意,为什么?摸分的多,说明这家肯定富裕呗。你要是回答没有摸分的,那对不起了,拜拜!”

  老王有些愤愤不平:“我们其他镇丢了东西基本上不用猜就知道是横埠人干的。他们不仅到城市偷,还在本县偷。农村人出门习惯把门带上,或者是锁了门后把钥匙放在门梁上或者门口的石头下,这些溜门、推门的人都知道。”老王骂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很多横埠人瞧不起我们这些打工的,觉得我们笨,只有聪明人才干得了摸分的事!”

  销赃成规模城里“摸”来高档手机

  此

  前记者已经听说,由于横埠镇的“拎包族”出没于都市的写字楼、行政部门办公室,收获最多的就是手机和钱包。据说横埠有多条“销赃暗道”。

  “好的二手机”是这里的一些人对这些来路不明的手机的代称,但多数手机店并不接待陌生面孔。记者自称是来枞阳县城做生意的浙江人,找到了一家手机修理店。这家店开在交通要道边上,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发现无人问津此店,用照相机的长焦镜头观察,看到柜台相当简陋,根本没有几件商品。

  “老板娘,有三星D508手机的电脑数据线吗?”我走进店里。

  老板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个子女人,正端着一个大海碗吃着饭,头也没抬:“没有!”

  “有好一点的二手机吗?”我故意压低了声音,凑到她耳边。

  老板娘抬起头盯了一眼,又低头扒饭,“现在没有!……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

  “我是在枞阳做生意的,快回家过年了,知道你们这里有好手机,又便宜,所以来淘一个带回去。”

  老板娘有些狐疑,我赶紧掏出三星手机,“不瞒你说,这个手机就是朋友送的,因为是摸分摸来的,所以没有电脑数据线。你看,我们要不是诚心想买二手机,也不会打车到你这里了!”

  “我知道你们是诚心的,你刚进来,我就知道你想买二手机了。”老板娘放下饭碗,“不过现在真没有。”

  她喊了一声,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两个人嘀咕了几句,还是老板娘开腔:“你说你手上这个手机是我们家朋友送给你的?是他介绍来的?他叫什么?”

  “啊呀,我不是说了嘛,是枞阳城里的一个朋友!当然了,我打听到你们家有才来的。”

  “我知道,你来,肯定是懂行的。对了,你告诉我实话,你是不是专门收二手机的?”老板娘追问。

  “不是,就是淘个回家,不过我可说好了,我只要城里摸来的,要高档的!”我回答。

  “这几天真的没货,风声紧。你告诉我,你准备出多少钱?我看能不能做这个生意。比如你手上这款!”老板娘眼神充满期待。

  “这款手机市场价4000多元,我觉得600元差不多了。”

  “那不行,起码要1000元,我们进价就很高,只不过赚了你几十元!好了,我看你也是诚心想买,这样吧,你过两天再来看看。”

  记者后来了解到,老板娘所说的“风紧”,指的是前几天安徽省公安厅专门派了官员到横埠调查“小偷村”的情况。“据说省领导批示要彻查,所以摸分的人都相当谨慎。”知情人士透露。

  卖茶叶起家顺手牵羊领乡亲致富

  时值年关,横埠街面人头攒动,问起“小偷村”的事,人们沉默不语。借助白酒和香烟“开道”,记者终于搜集到一些“小偷村”的基本情况。

  有人透露,横山村和原来隶属后方乡的育才村店上队就是传说中的“小偷村”。店上队“摸分”的主要是男人,他们一般去江浙一带的国企办公室、大型写字楼或机关办公室“拎包”。而横山村“摸分”的主要是“娘子军”,主要是去江浙一带的住宅区盗窃居民家中的财物。

  就在我们抵达横埠的前几天,有人向媒体举报,称他所掌握的参与盗窃者就有上百人,叫不上名字的更有上千人。据说举报者是一名枞阳籍的老干部,他的一个侄儿参与“摸分”被抓后他才知道了家乡丑闻,觉得斯文扫地,羞怒之下向上级反映的。

  一个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横埠镇的盗窃问题源自1998年的长江洪灾,当时,枞阳受灾,一些横埠人就以自救名义去江浙一带推销茶叶。“推销茶叶最好是去机关办公室和写字楼,屋内有人就推销茶叶,没人就顺手牵羊了,机关单位和写字楼的人警惕性不高,常常把包和贵重物品随意丢在桌上,因此很容易得手。”

  一位知情者说,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索性以推销茶叶为幌子,直接流窜盗窃了。记者了解到,横埠的小偷根本瞧不起街面上的小扒手,认为那样挣钱“既危险又没多大收成”。

  有人告诉我们,摸分的“诀窍”一开始还遮遮掩掩,后来逐渐在横埠传开,加入者越来越多。起初,摸分大军一般包车长途奔袭,得手后很快转战另一个城市,往往几天工夫就能收入数万元。发财后他们纷纷购买了“工作用车”。

  横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左正好向记者证实了一些传闻。左正好说,前不久安徽省公安厅以及枞阳县相关领导的确到横埠进行过“小偷村”的调研。“是有老百姓写了举报信,反映的内容也基本属实,不过我们不太认同小偷村的说法。”左正好介绍,写举报信的有富有正义感的老百姓,也有因分赃不均导致内讧互相检举的“拎包族”,“但没人直接向派出所举报。”

  “有人买车摸分的情况的确听到过反映,买的一般是十几万元的车,后方乡有一个村就有七八辆小轿车。”左正好证实。

  “我看可能有两三千人呢。”一名警察透露,“千把人”在外盗窃恐怕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左正好对这个数字则比较谨慎,但他表示,“有反映一个村庄就有好几百人有摸分嫌疑。”

  在横埠派出所记者了解到,“摸分”大军确实主要集中在横山村和育才村,2005年5月,育才村一男一女在无锡市盗窃被当地警方上网追逃;3月,横山村妇女左林荣在杭州市西城区盗窃,被警方抓获后取保候审,后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走,目前警方仍在网上追逃。

  有人反映,在这两个村,有的家庭一年就能“摸”到10多万元,活动很有规律。一位警察介绍:“今天出去了,可能两三天就回来了,去的都是机关办公室、宾馆、浴场和居民区。”

  摸分者一般关系非常密切,有帮派关系,有师徒关系,更多的是亲友关系。左正好介绍,2004年7月杭州警方到后方乡某村抓捕一个盗窃分子,结果遭到围殴,枞阳县抓捕了几个带头者才将事件平息。

  对于横埠镇的销赃渠道,左正好表示派出所也有耳闻,但是一直没有抓到证据,“上海市场刚出一款新型的手机,没几天我们这里就能发现。但是我们这里的手机店都不敢挂收购二手机的牌子,我们要去买二手机,人家也非常警惕。”

  左正好无奈地说,“穿便衣也没用,派出所就这么几个民警,镇上的人都认识。”他对记者暗访到一个销赃点很惊讶,“一般没有熟人介绍根本说不上话的!”

  有人反映横埠镇有人专门从事二手机收购,然后倒卖至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左正好说,在横埠四五百元就可以买到一部相当不错的手机。后来记者又听说,有的摸分者将“摸”来的手提电脑和摄像机带回横埠,多半带给关系户,一部手提电脑的行价只有1000多元。

  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店上队尚未有“摸分”的人买车,与育才村隔着白荡湖相望的少风村才是真正的“贼窝”。“少风村有一个组就有18辆小轿车,经常一排车子开过,威风极了。”

  横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左正好说,“村干部最多告诉你有摸分的人,但不会说是谁,怕得罪人。”对于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作用不大的问题,许道金所长曾对媒体抱怨:“现在做什么事都要钱,你不出钱,村里的治保组织就不巡逻。他们不干事,你就少了耳目,信息就不灵,基层公安派出所就唱起了独角戏。”

  一名干警透露,他也觉得“小偷村”的出现匪夷所思,“农村的道德体系怎么了?听说其他地方还有集体出外卖淫的情况。一个女孩子出去卖淫,过年时‘荣归故里’,临走又带走一批女孩子,好像没人觉得耻辱,赚到钱就是最要紧的评价标准。”

  据《新民周刊》报道

  <责任编辑: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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