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祝“抓吐痰指挥车”寿终正寝

　　时报新闻眼 李斌

　　为什么自入世谈判开始，美国就一直扭扭捏捏不肯正式承认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原来我们在某些开支上确实已经向发达国家高歌猛进了：“北京城管百万元指挥车上街治‘吐痰’，城管称成本太高不可能经常使用”（《新京报》2月25日）。

　　这台花瓶车让网友感慨，一边厢是，“全国上百个县政府投入义务教育为零”（《东方早报》2月24日），这边厢却抓个随地吐痰也如此破费，把传说中的大炮打蚊子演绎到了极致。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搞国民素质教育可能更好。这100万花得值不值当然见仁见智，首善之地是否因此赶在2008年之前又向“文明城市”迈进了一大步也未可知，但里面隐含的腐败空间、决策失误资金浪费的嫌疑却是明摆着的。

　　笔者读这样的新闻，一句老话一下就蹦了出来：“崽花爷钱不心疼”。国人的素质的确需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更要提高———“男子看不惯城管执法粗暴‘管闲事’被群殴”（《华商报》2月25日），而决策者的素质本来应该是最高的。“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严格安排财政资金”的口号也叫得震天响，但民众见惯的常态却是“有采购就有回扣”，财政拨款的面子工程，顺便拿点回扣，可能还有预算外的创收，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公德教育，变不了现大洋，某些衙门能做吗？所以他们选择什么，那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英明决策是哪只屁股想出来的？财政拨款的过程是否透明合法？审计一下就全明白了。

　　据说“杭州今年年底前将取消所有营运奔驰出租车”（《现代金报》2月25日），据专家诊断，“奔的”的死因是“有关部门不顾实际盲目规划”。笔者暗自期待并衷心预祝这价值百万患了疑似病症的“抓吐痰指挥车”也早日寿终正寝。而对此不敢苟同的朋友，下次大可到北京多吐几口，一来别浪费了这么好的设备，免得相关执法人员下岗，二来大家吐呀吐的，这国家财产就收回成本了，然后某些部门就能创收发奖金了。

　　出风头我来，背黑锅你去

　　教育部去年9月1日颁布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提到：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相信这条规定将随着“重庆科技学院开除27名在考试中作弊学生，其中15人为应届毕业生”（《重庆晨报》2月25日）的新闻而广为人知。而将处分决定及时通知用人单位，这一招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实在够狠辣，意味着这些毕业生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此泡汤。从舆论反应来看，似乎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

　　该学院还为这些被开除的27名学生指明了一条很“教者父母心”的道路，“他们可以重新参加高考报考母校。”只是仔细琢磨，为了这一纸文凭，还得向学校交纳一笔不菲的回炉再造费用，慈悲为怀与生财有道真能如此并行不悖和谐共济？本人对提倡诚信打击作弊绝对举双手赞成，但正如有被开除学生的家长质疑，既然“学校三令五申加强考风建设”，为何监考措施如此松懈，不用学生证也可进考场？这很难不让人嘀咕———“就像预先设了一个套子，等着意志薄弱的大学生来钻”。如果刻意谋划拿学生的前途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无疑比给就业率注水更无耻。

　　已经享受到了教育产业化、扩招的好处，这所学院此次又借新政策的东风春风得意了一把。只是拿了大学生祭旗、扬名立万之后，我们难道不应该追根溯源一下深刻一把，反思这场自1998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所导致的一系列教育环境的恶化吗？大学生的水货特征越来越明显，乍看起来都是大学生不求上进的错，咎由自取怨不得谁。把这些事情归因于个人品质更是简单方便的。可是，中国高校中原来潜滋暗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气如今越来越明朗化，剽窃抄袭、作弊造假的事例比比皆是，这么大的黑锅恐怕不是大学生群体所背得了的。一些高校教师不择手段求名求利的不良风气倍长，部分高校出现急功近利一夜做大做强的浮躁倾向，更是与有力焉。

　　少谈些矛盾，多做会鸵鸟？

　　虽然对某些专家学者的高论早有领教，但公然鼓吹大家在面对现实生活的窘境时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堆里就万事大吉，就实在令人“莫名惊诧”了：“清华著名经济学者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无助改革，主张利益群体的矛盾不宜公开化”（《新京报》2月25日）。据说发言的李稻葵教授，有经济学界“李白杜甫，国强国富”中一员的美誉，但其上述高论令人如堕云里雾里。

　　公平、公正、公开是改革发展之必需。正是缺了这些，才造成利益群体之间的尖锐矛盾。贫富差距的扩大、新三座大山的出现……这些是掩盖得住、不宜公开化就能解决的吗？改革使每个百姓都得到了一个热馒头，但刚咬了一口马上就被少数人夺走了，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呢?总不成让绝大多数没富起来的都销声匿迹吧。

　　互联网这个平台是老百姓参与国事的最便捷媒介，在大辩论当中，某些人说些不理性的话是难免的，但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强调“我们要解放思想”的原因。问题只有摊开来才能更好的解决。难道教我们像鸵鸟一样，把头扎在沙堆内假装看不见？或者把孔

　　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方法祭出来？是正视问题纠正问题，还是遮掩问题粉饰问题，这不仅是学者起码的道德品质问题，也是做人的起码良知问题。给李教授“戴高帽”、首倡“李白杜甫，国强国富”说的另一位经济学者邹恒甫先生，曾尖刻地指出，“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11月20日）笔者不禁暗自猜测，这些人里面，应该不会有李教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