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好好说

　　“官话”由来始于清朝雍正六年

　　用“官话”来指称一些官员们特有的话语系统，最早是从清朝雍正皇帝时开始流传的。雍正六年，有批广东、福建籍的地方官员被召见，但南方官员的粤语和闽语显然令这位皇帝无从适应，在听完一番冗长的汇报之后，雍正皇帝依然一无所知。这位皇帝敏锐地发现，如果这些官员下放到各地去治理民政，老百姓连语言都听不懂，更加谈不上治理。此外，

　　现代“官话”

　　一般分成三类

　　一位秘书讲述自己写讲稿的经历。他提到，一个市、县的主要领导，一年中大大小小的讲话有上百次。这些讲话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每年两次全会报告，这种报告带有“法定”的意味，从提纲的开列，到内容的安排，再到字句的增删，都需要市委或市政府的专门会议来定夺，一旦成稿，报告人几乎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只能照本宣科。

　　第二类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讲稿，这样的会议一个月至少有5~6次，一年下来需要准备七八十篇稿件。而此类的报告在官员的讲话中占的比例最高。

　　第三类则是领导参加的一些论坛、剪彩仪式和调研会议讲话，此类讲话留给官员们的发挥余地最大。除了讲话提纲之外，还要准备插话稿，甚至连最后的“谢谢”都要注明。

　　一些官员落马前后的语录

　　绥化市主要领导

　　集中观看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片《胡长清案件警示录》，马德事后要求大家“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做到自警、自省、自律”。同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监督”。而后来他被送上法庭时，起诉书上写明的受贿金额是6031857元。

　　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说因为“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使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是因为“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领导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则说是“由于这些年来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而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则干脆说是“根本没有认真领会中央领导许多重要指示”。

　　中国特色的“官话”体系，已成为官与民沟通的障碍，在全球化的语境面前，中国“官话”面临着失语的危险

　　“官话”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由于官员是公共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他们的话语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的风向，所以，“官话”不是某一个官员个人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官话”多出自“官话写手”

　　“官话”尽管出自官员之口，但多数并非出自官员之手。

　　秘书们要根据领导的习惯写作不同风格的演讲稿，有些领导喜欢谈全面，有些则喜欢以小见大，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据说功底深厚的秘书写讲话稿完全可以模仿不同领导的语气。一些不成文的经验也在秘书群体中传播，比如市长的讲话一般要多谈具体工作，多谈经验；而书记的讲话要多谈宏观。

　　“外面看到的讲话是大同小异，但实际的内容却是年年变化，各不相同。”一位给不同领导写了十多年讲稿的秘书说。

　　“官话”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现在还无法评选出众多的“官话”之最，但是最具反讽意味的“官话”无疑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2002年4月1日，马德在一个会议上大谈“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正气”。数小时之后，他被“双规”，再次出现时已是全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

　　言语和行动的巨大落差往往使得这些“官话”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有媒体曾经将一些官员落马前的语录集录起来，发现凡是提到反腐、廉政之类的讲话，这些官员莫不谈及“自律、守法、请大家监督”。

　　清朝咸丰年间就开始反对官话

　　这些官员自己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官话”，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清朝咸丰年间的宁波知府段光清就已经不相信了。

　　《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吴思，曾在一篇名为《讲官话的厉害计算》的文章中提到一则小故事：为了防范小刀会，宁波知府段光清组织地方联防队巡夜，但是一名营兵却不听派遣。段前去追问，营兵却以一套军队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和任务之类的“官话”搪塞。但是段光清却不依不饶，挑明让营兵“尔不必对我说官话”，并摆出了一堆无可反驳的理由来证明营兵的言论不可信。终于营兵折服，同意去巡夜。

　　最近一次重述“官话”危害性的事情发生在河北省，该省在1月16日的会议上专门形成一份决议“要狠抓落实之风”。

　　相比于这种“定性式”的批驳，江苏吴江市防止官员们讲空话的手段则要具体得多，那里稍早时候发布的一份《意见》当中要求：“领导讲话一般不得超过40分钟，讲话材料不得超过5000字。”还不知道这种“定量性”标准的依据是什么，但此类的努力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教会官员怎样说话 在全球化的语境面前，已经到了要求官员“有话好好说”的时候了

　　3年前，闻闸开始培训第一批官员。闻闸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更早的身份则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近年来，由他主讲的“领导者表达能力培训课程”在圈子当中已小有名气。

　　两张面孔？

　　来听闻闸讲课的官员很多，从科级到司局级的都有，闻闸发现其实这些官员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刻板。轮到上台演讲时，也能顺利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几乎没有人把官场上常用的词汇搬到课堂上来。在课堂上，闻闸曾设计了题目，这些训练耗时只有3~5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几乎看不出这些官员在公众场合讲话时原来的面目。”但有一点还是引起了闻闸的注意，那就是平日里讲话机会多的官员明显要比讲话少的表达的好。

　　为什么不少官员在课堂上能有很好的表现，但在公众场合却是念稿子、讲套话？

　　闻闸更多地将之归结为场合不同。这样的差别，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史安斌看来，则是公众形象和个人形象的不同。“这很正常。”

　　史安斌举例说，小布什在私下并不是一个善于交流的人，但经过专业人士的包装，他就能以一个比较积极、开朗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只不过，与国外主张个性鲜明的公众形象不同，中国官员们自我定位的公众形象大多是稳重、不出风头。不少官员重视自己在小圈子里的“口碑”，更多过自己的公众形象。而这背后不但存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同时还有竞选体制带来的不同要求。

　　学着面对公众

　　史安斌目前是中国大部分新闻发言人的老师。据史安斌介绍，培训刚开始，由官员“转行”而来的新闻发言人并不完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往往是被动应对多过主动沟通。一个共同的心理则是，媒体报道一定得准确，千万不能用错自己的话，媒体是否真正采用这条信息则并非首位。“实际上，很多人私下都是很有魅力的人，只是他们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媒体。”史安斌说。这种状况随后逐步得到改善。史安斌提到，松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喝下恢复供水后的第一口自来水，以及十多个省部级官员集体做客央视，都是这种积极变化的表现。

　　“毕竟，大众媒体的兴起和国际交流的加深会给那些采取传统表达方式的官员以压力，而破解这种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更好地沟通和更多地交流。”史安斌说。

　　60年前，毛泽东就排斥“官话”：“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官话”危害遗传病和流行病

　　在中国，对这些大小官员说教式的语言最著名的讽刺来自毛泽东，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就将这些言语干瘪、只会罗列甲乙丙丁的文章和讲话讥笑为“党八股”。他同时还总结出“党八股”的“八条罪状”。这篇讲话被命名为《反对党八股》，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

　　可60多年之后，一些学习着《反对党八股》长大的官员们的讲话风格，似乎并没有比他们的前辈得到更大的改观，“官话”就像官场上的一种遗传疾病，挥之不去。2004年在江苏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中国市长们的表现就遭到了媒体的非议，参加会议的记者随后在文章中列举了这些官员们讲话的三大特点：第一，说话让人听不懂。这些市长在说话时，不但有非常浓厚的、难以辨听的地方方言，而且语速非常快。第二，中国市长发言时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第三，中国市长发言讲宣传的多、讲问题研究的少。

　　翻开《反对党八股》，这些都是怎样一种熟悉的批评，60多年的时间，足以让当年讲着“党八股”的那些干部都老去，但这些八股语言和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随之老去。

　　“不负责任，到处害人”——这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痛斥打官腔者的言论，但现在，官腔仍“余音绕梁”。

　　“官话”影响竞聘班干部也讲官话

　　鞍山市铁东区一名11岁的中学生在竞聘演讲稿中写道：“我坚信，凭着我新锐不俗的信念和才干，这次竞聘给我带来的一定是成功……虽然我缺少担任班级干部的经验，这是劣势，但正因为我没在‘官场’上混过，所以少的是畏首畏尾的思虑，多的是认真负责的干劲。”孩子的母亲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篇官气十足的演讲稿竟能出自年幼的孩子之手。再三追问下，孩子承认这是套用网络上官员们的讲话稿件写成的。

　　改变“官话”在哈佛学讲话

　　2005年，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彭烨参加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高级行政官员”培训项目。

　　“所有课程的主旨都是教会官员如何沟通、协调、合作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注重自己的表达，没有自己的思考，几乎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彭烨说。从美国培训归来后，她说自己每当在公开场合讲话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了解谈话对象，并找到好的表达方式，这无疑也是交流带来的变化。

　　本组稿件及漫画均据《中国新闻周刊》（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