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天津工业大学2002级本科生徐伟在冰河勇敢救出3名落水中学生，他的这段事迹在天津传为美谈。目前，徐伟被授予“天津市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称号（2月21日新华网）。
读罢这条新闻，我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我注意到，新闻从标题到内容都刻意与“贫困”二字挂钩。报道除了对其舍己救人的细节作了详细叙述，还对其贫困现状作了详
细描述。救人者出生在安徽巢湖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以种田为生，家里很困难。在家中排行老二，在艰难地供哥哥上大学后，家里就再也无力支持其大学四年的学费及生活费了。妹妹也没有再念高中，只身到上海打工，贴补家用。他曾举着“家教”的牌子在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在我看来，大学生救人是与“贫困”无关的。也许，新闻刻意将大学生救人与贫困生挂钩是出于善意的目的，初衷是欲藉以“贫困”的渲染更加突出其行为的不凡，为其美德善行人为罩上一层额外光环。其实，大学生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只关乎道德而无关身份。无论是贫困生抑或富裕生，只要在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他（她）就是值得人们敬重的道德模范和学习的文明楷模，并不因为其出身贫富而在道德评价上有所分野。再说，一个人道德高尚抑或卑鄙只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所处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有关，与出身贫富并无必然联系。徐本禹之所以感动中国是因为他自愿扎根贫困山区小学的那份真诚、善良、坚守和韧劲，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贫困；同样，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心仪慈善事业动辄一掷亿金，并未因为其“世界首富”和“亚洲首富”的身份而使其善行的光芒有所逊色。
时下，社会和媒体有一种偏颇倾向，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喜欢与其贫富状况挂钩，对见义勇为的贫者往往以其贫寒说事，动辄与其贫困挂钩，对德行不佳的富者则往往与其财富挂钩。殊不知，贫者有行善者也有作恶者；富人有为富不仁者也有乐善好施者。贫困生做好事非但不会为其贫困而增加一分道德光环，相反，弄得不好还会在客观上对见义勇为者个人产生心理上和尊严上的潜在伤害。
作为时下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思维现象，将个人德行与其出生家境挂钩，实质是一种形而上学唯身份论的狭隘评价观作怪，背后折射的是时下少数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怜贫”心理与“仇富”心态在评判价值观上的表现和物化。这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