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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改革不可动摇》续谈之二——与《21世纪经济报道》报记者的对话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28日09:42 东方网

  周瑞金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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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不可动摇>续谈——与<南方周末>报记者的对话》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促使您在15年之后再次提笔,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原因是什么?

  周瑞金:这是我今年要写的重点文章之一。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阻碍当前改革的一些问题。相关的思潮其实2004年就有了苗头,2005年则表现得比较集中,一些事情给我感触很深。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了一份新“万言书”,要求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几份“万言书”,如《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若干因素》、《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

  此外,有人以个案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导致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波。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恰好此时,思想理论界一些同志已敏锐警觉到当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

  《21世纪》:郎咸平的有关言论引发了199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来的首次席卷全国的大讨论,您怎么看待国资流失的问题?

  周瑞金: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问题确实存在,有许多方面复杂因素。政府有关部门已经采取种种措施完善国企改革,阻止国资的进一步流失。指出改革中国资流失的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国企好得很,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中流失的资产只是一种资产的转移,作为社会财富还存在。即使财富流到了个人手里,也总会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经济运转,也能创造社会财富。比如,格林柯尔系顾雏军出了问题,被抓起来了,他违法应受到法律追究,但格林柯尔的财富还在,还是社会财富嘛。

  而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国企不改革将会怎样?如果听任那些问题企业维持现状不进行改革,不仅谈不上财富的创造,而且天天坐看国有资产的流失,就像冰棍一样一点点消失,还要消溶一批又一批银行资金。这样的“坐失”才真正是社会财富的损失,它大大高过改革中的流失,其结果只会累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因此,对改革中国资流失这种引起民众愤激的问题,也不能光是情绪的宣泄,光是哗众取宠地批一通,而需要冷静深入的思考,需要理性认识和分析。

  《21世纪》:《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出台,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

  周瑞金:2006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也是我主持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市场经济改革的15周年,同时又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去年11月底,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旗下的《世界》月刊执行主编姚献民先生,前来找我,写了一篇关于我15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经过的访谈录,并约我为他们杂志撰写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讲一讲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改革的思路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重要观点。我答应下来了。这就是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由来。

  这次《财经》杂志用“皇甫平”署名,是我的朋友《财经》主编胡舒立在看到我这篇文章后,凭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马上决定采用了。编辑采用了“皇甫平”署名。我猜想编辑的本意是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今天又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动摇了!这有新闻看点(现在也叫“卖点”)。如果编辑事先征求我的署名意见,我是不会主张用“皇甫平”的。因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的署名,今天不合适了,用它只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猜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就其本意来说,“皇甫平”署名都不存在什么深意值得索隐。

  《21世纪》:您在文中提到,“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怎么理解这句话?您怎么划分和看待中国改革的阶段性?

  周瑞金:1978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市场化改革话题进行了几次大争论:1981年到1984年的争论围绕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1989年到1992年围绕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2004年至今围绕中国国企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是围绕商品经济展开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邓小平出来表态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皇甫平”文章的发表更引起激烈的论争。这第二场大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是第三次争论。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了人们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争论由是产生。

  《21世纪》:您写了那篇文章参与到争论当中来,旗帜鲜明地称改革不可动摇,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瑞金:我想点明的是,让公众产生不满和怀疑情绪的种种现象,正反映了社会公共品供给的短缺与低效,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变了。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初期,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解决人们对私人品的需求,即首先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小康社会向我们走来,全国只有3000万不到的人还有待解决温饱问题。丰衣足食之后,社会公共品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改革的推进,福利分房被取消,医疗保险也不再由企事业单位为个人承担,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住”和“行”也成为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的、低效的,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

  《21世纪》:您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周瑞金: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到位。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脱节。当然,现在我们不提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事实上,“十一五”规划已经将之列为各项改革之首,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什么?当前我们的政府仍然是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导,而致使社会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不恰当地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而不是在做政府应做、可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于是,本该服从市场引导的企业却常要听命于政府。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改革,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农民、市民在其中没有话语权,政府和地产商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结果不是带来政府的腐败,就是让地产商暴富。老百姓并不反对勤劳致富,但是如果搞权钱交易产生腐败暴富,大家的意见就会特别大。

  《21世纪》:也就是说,政府角色的不当,会引发乃至激化社会矛盾。

  周瑞金:就是在经济领域,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而不是市场主导型的,资金的使用、资源的配置往往政府说了算,造成市场失灵;而一些垄断行业或是占有特殊资源的行业,却得以过高的超额利润分配。这就产生不公平嘛。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角色的扭曲,加上投资型财政体制,二次分配的资金也没有到位。财政收入增加了,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搞社会事业,力争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公共品。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把大量的资金拿去搞建设,城市里的高楼一幢幢地起来,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楼总是建得很漂亮,但是人们对于廉价住房、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却仍然得不到满足。

  《21世纪》:实际上,政府没有做到它应该做的。

  周瑞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管理,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转变不过来,这关系到体制问题。以前,我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主要在于政府比较注重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就拿我自己来说,一个农家子弟,能够念完初中、高中以至大学,正是靠了助学金。而如果没有社会提供廉租住房和医疗保险,以我十多年不变的每月60元的工资,也不能够养家。

  当然,现在情况变了,不能照搬计划经济时代那套做法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也提高了,因此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教育、卫生、住房改革很有必要。现在看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增加,政府要更重视向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共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21世纪》:要做到这一点,确实要靠政府转变观念,转变自己的职能。

  周瑞金:客观地说,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改革应当进一步加强。如果我们改革不再深入一步,还要煽动仇富情结,打击民营企业,阻碍国企改革,那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真的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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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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