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城市乡村化”到“乡村城市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我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这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部署了“十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操作性强的统领我国“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一号文件标志着新时期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最终形成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三农”问题就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探讨和摸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从提出农村、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税费改革逐步推行和全面推开；到城乡统筹战略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提出；再到胡锦涛总书记“两个重要趋势”的判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政策的出台；再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提出，中央的“三农”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不断发展的过程。2004年以来的连续三个一号文件表明，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政府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核心内容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的总纲是:在“十一五”期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是我党、我国政府长期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其贯彻落实将开创我国“三农”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将开辟我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新篇章。

　　建设新农村表明我国政府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彻底解决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

　　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是，先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等到国家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才实施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政策来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处理城乡关系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也没有脱离以上框框。据一些学者的计算，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向农村、农民收税、收费，从农村得到的资金数量，大概相当于改革初期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原值。在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后，仍然没有及时地实行城乡关系战略的转型，如在城市建设征收农村土地问题上，工农产品价格政策上，农民工工资待遇上，无不延续着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老政策。新型的“剪刀差”与过去形成的“剪刀差”并存，加重了“三农”的负担，造成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致使“三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过去我国对农村的建设是建立在政府要求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建设这一政策框架下的。如今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立在我国经济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的，是在我党下决心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彻底解决农村长期存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面貌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政府2006年全面免除千百年来在农村形成的“皇粮国税”，到2007年农村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再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措施的实施和承诺，都表明了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实施新型城乡关系战略的决心。

　　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农村的价值，才能建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

　　如何认识农村的价值？农村与城市有什么关系？自古以来，自从产生了城市后，城市和农村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繁衍、生产的两个综合实体。在城乡关系上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古代的历史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即在长期的一个历史阶段，城乡关系是农村支持城市，这叫“城市乡村化”；到建立了独立完整发达的工业和城市体系后，城市要支持农村的发展，这叫“乡村城市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城乡关系发展道路是:先是忽视农业、忽视农村，然后才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均是由于农业危机和农业发展不足引发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问题。在农业严重停滞的上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从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经济剩余的角度开始强调农业。近几十年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实践越来越揭示出农村的“内在价值”，即农业、农村具有保护环境的价值，保护大自然的价值，提供人们亲近自然的价值，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和景观的价值，提供消费的价值和巩固社会政局稳定的价值。而后两种价值，对于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农村的价值，才能建立城市与农村相互补充，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观念；才能重新审视城乡的关系，注重城市与农村关系的调整，工业与农业关系的协调，真正摒弃不顾农村发展只强调城市发展的片面战略。只有树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战略，农村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城市资源的补充，农村建设、农村发展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才能建立，也才能自觉地、扎扎实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