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击“教育产业化”这只“老鼠”

　　文 何勇海等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王旭明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让它如同过街老鼠一样没有市场。”

　　产业化是如何变形的

　　对于教育产业化，部分经济学家多从专业角度出发，对教育产业化或部分产业化表示谨慎的赞同，认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够推进教育成本的分担，这也是与国际接轨。

　　这种观点很快让一些主管部门和学校找到了教育成为“赚钱机器”的理论依据，据说某些地方官员甚至还曾产生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缴利润的想法。但教育产业化在一些地方，已经偏离了教育部门和经济学家们当初构想的正确方向，把教育产业化等同于教育商业化了。

　　教育产业化的正确方向在哪里？我们可以看看最成功的教育产业化例证“硅谷”。由于“硅谷”的成功，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

　　但无论如何，国际名校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中，决没有动摇学校传播知识、追求学问的“神圣地位”，更不是构筑其商业地位。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应当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四川省成都市何勇海

　　 不难发现，教育产业化论调最初是在外贸不振、内需疲软的大背景下出笼的。在“拉动内需方可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语境中，教育产业化曾一度被视为最理想的“撬杆”，考虑到中国社会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国人历来省吃俭用，但在子女教育上却从不吝啬，所以，似乎惟有如此才能迫使国人“大胆消费”。时至今日，教育业已成为国人“消费大件”之首，教育产业化可谓“功不可没”。

　　产业化激情已然被刺激起来，它的冷却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财力“永远有限”、政府投入将“始终不足”的情况下，近年来很多学校的奢侈浪费等问题也必将是教育产业化的强力“助推器”，它岂能因“产业化”一遭反对便戛然而止。

　　依笔者见，要反对进而彻底拒绝教育产业化，当务之急是寻求更科学、更合理的教育改革之道。鉴于教育问题很大一部分属于公共决策的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启动公共选择程序，让公众积极参与表达意见或利益诉求，而不再是教育部门自说自话、闭门造车，似乎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山东省青岛市孙凤忠

　　 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教育产业化如同是一块臭豆腐，尽管大家都说它很臭，但毕竟有人从中吃出了香味。因此，光是人人喊臭并不能阻止其继续臭下去。“反对”，哪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毕竟只是一种主观态度，并不能等同于客观的举措。

　　“典守者不能辞其责”，对教育产业化，老百姓可以“口头反对”，手握公权的部门却不能只有“口头反对”。既然人们存在混乱认识，就要有权威部门作出明确界定；既然“存在教育产业化问题”，就要有教育管理部门专门的措施、专门的机构去解决。米卢说，“态度决定一切”，但我们要说，光有“态度”毕竟打不死老鼠，教育管理部门有没有，如果有能否把“一直在反对”的措施和即将的措施公之于众？

　　对于过街老鼠，既要有人人“喊”打的氛围，更要有具体的人，用具体的方式冲上前去“手起棍落”，打得它无处藏身，让大家拍手称快。光靠人人“喊”打而无打的动作，只能让老鼠更狡猾更隐蔽，况且，大家只“喊”不“打”，又有几只老鼠被大家“喊”毙命了？ 华商报社毕诗成

　　 按理，对教育部的表态，应该博得一片喝彩之声才是。但出乎意料的是，浏览网上舆论，发现批评者众，赞扬者稀，这是为什么？

　　首先，发言人称“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那么，对于之前中国客观存在的某些“教育产业化”倾向，负有监管之责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显然，回避管理责任，公众自然不满意。

　　其次，发言人称“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昂收费，早就已经高得离谱，有的家庭为了供子女上学几乎陷入赤贫。在这种情况下，用“成本分担机制”来解释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昂收费，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而且，一句“成本分担机制”，很容易使企图乱收费、高收费、牟取暴利的人找到借口，难怪公众的批评之声会不绝于耳。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尽管危害昭然，但谁从中获利一望而知，现在拿暴利开刀，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没有切实有效的行动和责任担当，这只“老鼠”万分难打。 湖南省娄底市委宣传部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