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晚年岁月{1}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著

　　人民出版社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40年，结束30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总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一直处身于各种斗争的漩涡中，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卷一

　　面对“文革”兴起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袭来时，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对“文革”很不理解，是被动卷入的。但是，出于长期以来由衷地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尊重，周恩来当时对“文革”是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综观在十年“文革”时期中的周恩来，他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在没有思想准备中力求理解，在力求理解中争取跟进，在争取跟进中加以限制，在加以限制中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由于“文革”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互相交错进行的。这就是说，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总体上对毛泽东的意见是表示遵从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则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去纠正在“文革”中“左”倾指导思想造成的种种错误，以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则进行多种形式的抗争，遏制他们篡党夺权的图谋。

　　周恩来的这种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说一些违心的错话，做一些违心的错事，也难免被一些同志误解，甚至积怨。正如邓小平所说：“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周恩来毅然决然作出了这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选择。

　　“文革”的发动

　　从1958年年底开始，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11月，毛泽东率先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中已经觉察的具体错误。1959年7月、8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纠“左”开始，以反右倾告终，中央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严重意见分歧。1960年继续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蔓延，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纠“左”措施。当时，毛泽东虽然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对经济困难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有不同看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认真研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等同志关于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原因的讲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国民经济困难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造成严重困难原因的分析，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因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希斯尼·卡博和贝基尔·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不同意见，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开始有所好转后，1962年8月、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可以说，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动因之一。

　　这时，毛泽东对国际阶级斗争的估计也不切实际。他鉴于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教训，对中国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很担心。1965年5月5日，他在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表露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他说：

　　“他们那个党(指苏共。——引者注)开始是革命的，他们(指列宁、斯大林。——引者注)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当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这个指导思想的矛头日益明显地指向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围绕社教问题，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分歧明显地表面化了。

　　在此之后，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强调干部蹲点的重要性，说自己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对于刘少奇的这个说法，毛泽东认为贬低了他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很不满意。这年的12月26日，他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后来，1966年8月4日，他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连载精编·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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