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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破解艾滋病防治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2日08:20 法制日报

  编者按

  昨天,本版推出了“聚焦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上)”,从艾滋病重点人群的主动检测、防治经费和艾滋病人心理危机三方面,报道了防治条例实施面临的三大难题。

  本版今天推出“聚焦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下)”,从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为读者

介绍陕西、广东、山东等地为解决艾滋病防治难题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和积累的经验。

  聚焦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下)

  报道策划张鑫

  “四免一关怀”救人于水火

  本报记者 台建林 本报实习生 彭亚芡

  《艾滋病防治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将“四免一关怀”政策制度化。这个好消息对于被骗卖血的瞿诗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四免一关怀”执行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

  每月3次送药上门。1995年10月,陕西省山阳县小洛峪沟村,瞿诗权和妻子陈淑芳前往山西打工。然而,踏上外省的土地后,他们被告知“无工可做”。

  瞿诗权夫妇被骗卖血。在两个月零十天里,俩人“卖了75碗血”,共拿到卖血款7500元。这对夫妇以为很快就会过上幸福生活,然而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玩笑。

  1996年4月的一天,瞿诗权突然昏倒在玉米地里。经检测,他已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就在瞿诗权被检测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同时,他的妻子陈淑芳也被证实遭遇同样厄运。时隔不到一个月,上级政府就送来了免费药品,但陈淑芳还是没有逃离死神的魔爪。

  按规定,瞿诗权必须把妻子埋在几公里外3米深的地下。但想到山林深远、人迹稀少,他和乡亲们商量后,最终在离家1公里远的地方挖了2.8米深的墓穴安葬妻子。

  从那时起,山阳县医院每月3次送药上门,每次送上20天的药量。瞿诗权至今仍在小洛峪沟村忙着他的农活。

  艾滋病遗孤免费上了学。和瞿诗权一样从“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受惠的,还有陕西省商南县1名艾滋病死者遗留的孤儿。

  商南县属国家级贫困县。在商南县卫生、教育、民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2004年底,那名艾滋病病人的遗孤免费上了学。

  在陕西省,对艾滋病发病较多的地方,当地政府根据“四免一关怀”的政策采取具体措施对他们实施了救助。如: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艾滋病家庭子女免收学费、书费及其他费用,有能力升入高中的学生继续享受免费政策;

  民政部门对所有艾滋病感染者每年发放生活救济1000元;

  卫生部门对每位艾滋病人年补助1000元药费;

  乡政府为艾滋病死亡者家庭发放抚恤金;

  对孤儿和失养老人纳入“五保户”对象进行抚养;

  免费定期向艾滋病感染家庭提供安全套。

  陕西省目前对检验符合艾滋病病毒治疗标准的33名患者进行了免费抗病毒治疗,对38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及艾滋病人的家庭进行了社会救助和关怀。

  “但还有个别地区财力人力投入不足,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抗病毒治疗,”陕西省友谊医院任启明副院长建议,“真正要完全实施‘四免一关怀’,还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的配套。”

  新闻背景

  什么是“四免一关怀”

  “四免”是:对经济困难艾滋病人,指定医院提供免费药物和治疗;免费咨询和检测;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为艾滋病遗孤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一关怀”指的是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补助范围,扶助其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

  不因发现安全套认定涉黄

  本报记者 邓新建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应放置安全套。2月27日、28日这两天,记者走访了广州几家娱乐场所。在某KTV和龙口西路的某酒吧,未见安全套出售。酒吧一服务员说,客人如有需要,可到旁边的药店买。某俱乐部的负责人表示:“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部门要求必须安装的通知,还要等等再看情况。”

  某夜总会经营者对记者说:“以前,警察在一些发廊、歌厅搜到了安全套,有些就会当作经营者‘涉黄’的证据。安装‘售套机’,会不会有人理解成‘暗示这里有色情服务’?”

  而某桑拿中心的营销经理张先生则向记者表示:“我们提供的是正规服务,又不是色情服务,根本就不需要安全套。在这里放置‘售套机’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客人不必要的误解。”

  针对经营者们的担心,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警方在对各个公共场所进行治安检查时,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当场抓获或者当事人的供述是确定其罪行的最有力证据,不会仅仅因为发现安全套就认定该场所“涉黄”。

  尊重体贴破解检测难

  本报记者 邓新建 袁成本

  “广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去年报告的是全省一万多例,而实际全省估计有四万多,就是说有三万人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病。”广东省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所林鹏对记者透露。

  林鹏告诉记者,面对这种形势,加强检测,控制二代传播有很重要的意义,检测能让感染者知道她(他)自己已经感染了,从而减少高危行为来降低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

  “因此,要想办法鼓励大家来检测。”林鹏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这样就已经可以把传给其他人的几率降低30%至50%。如果再告诉他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比如过性生活要戴安全套,不能和其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这样可以将传染给其他人的几率降低近90%。“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

  林鹏同时表示,一个非法性服务者来接受检测治疗,医疗机关同样会为他们保密,检测出来的结果不会通知公安机关,因为这和扫黄、打击卖淫嫖娼是两码事。

  林鹏倡导的这一策略在山东省济南市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相关调查显示,仅去年就有926人自愿检测。

  据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阮师漫介绍,该所非常重视对检测者的保密工作,在这里,每一个前来咨询的人,都会得到尊重和体贴的服务,工作人员从不问咨询者的身份、背景。

  同性恋者是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这正是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济南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所为一百多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检测,从中发现了数名感染者。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感染者全都成为了防艾宣传的志愿者。

  阮师漫第一次与同性恋者打交道,是2004年11月。在为一个叫许明(化名)的青年做筛查时,检测出艾滋病病毒。在治疗期间,许明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主动告知自己是“同志”(同性恋的别称),愿意做一名防艾志愿者。这正中阮师漫下怀。

  很快,许明就带来了一个个“同志”。阮师漫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当朋友看待,尊重他们的隐私,为其严格保密。渐渐地,这事在“圈子”里就传开了,后来,阮师漫和他的同事还被邀请参加“同志聚会”,于是,有更多的人自愿前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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