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论治国之道

　　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又有了一个杨武能先生的译本(浙江文艺2004)，这是很令人欣庆的事情。比起朱光潜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更加注重语言的浅显流畅(也许是近三十年间我们的语言本身变迁的缘故吧)，同时内容的挑选也带有杨先生自己的趣味。粗读一过，感觉很好，尽管极个别字句还可以再斟酌。例如页138，“说话间已快打六点，歌德觉得是找住宿的时候了，于是去他请人定了房间的大熊旅社。”这几句本不是口头对话，而是描述性的话语，“已快打六点”就稍觉过于口语化。“去他请人”云云也有点别扭。还有页62，歌德谈

　　《歌德谈话录》尽管篇幅不大，但是真正是涉猎极广，持论发人深省。例如，歌德对于统治之道就颇多议论。他甚至会忽发奇想地谈到假如他做了君主会怎样治国。“历史上出现过成百上千的才俊之士，年纪轻轻就要么在朝廷要么在疆场上声名远播，建立了赫赫功业。我要当上了国君，就决不会把自己最重要的职位给那些仅凭出身和资历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习惯慢腾腾地走老路，自然干不出多少像样的事情。我喜欢用年轻人———但必须富于潜力，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同时还要胸怀大志，品行高尚。如此一来，治理国家和领导人民，就不啻为一种乐趣！”(杨译本页148-9)

　　对于社会变革，歌德的见解同样值得我们记取。在见到艾克曼不久，他就讨论过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排斥态度。不过他也明确地表明对专制统治的反对。在他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杨译本页21)

　　这样的道理如同这个译本的语言一样平实易懂，可是，一个难以理解而且史不绝书的现象却是，总是有一些国家，因为拒绝变革，或者在改革方面多做表面文章，使得社会矛盾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反而愈发加剧，最终让许多人决意用剧烈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那些看起来最惨烈、最彻底的社会变革模式往往最无法使得社会发生真正的变革。《易经》里说：“变而不觉其变，斯为善变。”而最不好的变化模式却相反，那就是不变反而呈现出彻底变化的外表。

　　当然，有些问题也不完全是特定统治者主观原因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有心维护正义，满足民众愿望，但是却无从获取正确的信息，下级官员贪图私利，欺上瞒下，明明已经是危机四伏，但是最高层得到的信息是莺歌燕舞，看到的景象是百姓都在歌功颂德，这样也足以导致局面走向不可收拾。

　　一则很古老的故事了。据《晋书·帝纪》，西晋惠帝继位后，“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举荐，天下谓之互市。……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看来，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让统治者不被蒙蔽，及时准确地获悉民情、民怨乃是治国之道中的要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