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给“和谐社会”买保险

　　六约模式:一个基层社区的调解之路

　　本报讯记者陶然何莎述评:在深圳六约发生的这许多和人民调解工作有关的一切，之所以正在慢慢作为一种模式被推介到更大的范围内，根本在于这是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在和谐社会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之后，六约的人民调解工作凸显出它承前启后的意义来。

　　这个“前”，是“六约模式”让人自然联想起若干年前源自浙江的“枫桥经验”，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40多年前的创造曾经影响全国；这个“后”，则体现在六约模式的核心经验的含金量上，执政者把人民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广大群众包括外来劳务工都把人民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人民调解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和谐的首道坚固防线，一言以蔽之，六约模式，为现在和将来经济发达、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更深地了解六约模式的内在机理，更科学地看待这个模式具有的复制性和被推广的意义，可以清晰许多社会公众对于人民调解的理解，也可以理解在这样历史发展转变期，社会和谐的建立机理和保障机制。

　　从地方党政部门角度来看，“六约模式”把一切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力量，可以确保上级党政机关远离社会矛盾的火山口，我们一再强调现在的社会管理要做到大社会、小政府，前提就必须不断提高行政效率，以一个市级政府来讲，如果整天必须面对如潮的上访者、讨薪者，其行政效率如何保障？六约模式就是一道防火墙，在矛盾到达街道层面之前就被消弭了。

　　经济是一定要发展的，六约模式同时告诉我们，通过调解工作尽早消除矛盾，也就是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道理很简单，劳资纠纷多的地方，经济环境能很好吗？六约模式，就是体现了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的社会地位:一个更宽领域的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的互动平台。

　　对于中国众多的大中型城市来说，随着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逐渐深入，必然会有更多的原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历史趋势，我们不排除，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其外来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甚至像今天的深圳这样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倒挂，外来者和本土者，劳务者和资方，这决定了矛盾的产生是无可避免的。人民调解的工作效率高，社会各阶层公众对于社会的认同感就越高，劳资关系优化，本地人和外来者也能够达成新型的社会关系。这些也正是和谐的大义所在。

　　或许我们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或者片面地理解着基层调解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带着红袖章的老大妈，闲来无事的侃侃家常里短，这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调解。我们注意到，在深圳全市范围内，“六约模式”已经开始被有效的推广，深圳市委有关负责人提出“五项要求”:一是每一个居委会都成立机构，二是社区要配备一名以上的专职调解员，三是场地，四是经费要解决，五是建立执行和协调制度。

　　对深圳来说，六约模式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六约模式的可贵经验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也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记者欣喜地看到，深圳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局长李英才博士对记者表示，积极争取出台深圳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决定，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促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组织、指导、保障、运行等各方面规范运作，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二是多方努力，在总结经验和加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法制化建设，争取早日出台人民调解地方法规。

　　此外，从更加宏观的国际范围来看，调解制度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和重视。我们注意到，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在欧美得到了蓬勃发展，如挪威、瑞典、美国等国家，大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赋予了调解协议可强制执行的效力，香港也设有调解顾问中心，以私人执业方式运作，国内的人民调解制度曾经被西方学者誉为“东方一枝花”，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和谐来说，其具有的意义可想而知，可以说，调解工作等于给和谐买上了一份厚重的保险单，六约的经验，始终将会在历史上显示出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