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征婚的“好女人”标准

　　女性观察

　　王宏维

　　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国富豪征婚是各类媒体追踪的一个热点，据说连《纽约时报》对此也有报道。看完上海的富豪斥巨资征婚，还有广州的、重庆的……寒假一过，甚至连

　　本来，千万、亿万富豪或什么人开着宝马车或以别的什么方式去征婚，只要不违法和不妨碍他人，是很私人、很平常的事情。然而，目前的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富豪征婚在手法上、形式上的高调与夸张，加上媒体的渲染与追捧，大有使之转变为一种“准社会公共事件”的可能。人们就此议论纷纷，主要话题涉及两方面:一是什么样的女性最适合成为富豪征婚的对象，即富豪们会看中、挑中什么类型的女性？这无疑涉及并影响女性价值的社会评判；二是金钱如何成为一种性权利，即何以掌握金钱的数量越大，性权力也就越大？这无疑挑开了笼罩在性与婚姻上的轻纱，而直击其深层的经济底蕴。

　　适合成为富豪征婚对象的条件可以八个字来概括:传统守旧、相当老套。所开出的具体条件不外是:处女、年轻、漂亮、单纯、顺从等等。有媒体从男权与商业的角度将这些条件概括为“极品”——富豪们喝茶要茶中“极品”，坐车要车中“极品”，征婚征女友亦顺此思路走，须是女中“极品”。当然，一般情况下，享有“极品”亦非难事，就是要付得起足够多的钱。遗憾的是，女人却不是什么“(物)品”，而是有自我意识和一定思想文化素质的个体，远不如“极品”茶叶值多少钱一两和“极品”轿车值多少钱一辆那么简单。怎样的女人才算得上是“极品”呢？恐怕这就真是遇到了一个高难度的、必须专门加以探讨的学术问题了。当然，若反过来排出哪类女性最不适合于富豪征婚似乎要容易一些，因为除容貌、身材、肤色等外在条件，也许只要一个词就够了:女强人。高学历、有才华、个性强、事业心强、工作能力强……这些可能就是富豪征婚最最忌讳的了。是啊，经过如此张扬、昂贵的征婚，富豪们怎么会愿意找来一个让自己愧叹弗如、并时时使自己增添自卑感的女人呢？所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富豪征婚向现今中国社会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回归和维护父权制传统背景下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所谓“好女人”标准。当然，不论富豪征婚花多少金钱及怎样炒作，中国绝大部分女性还是要过自立而平凡的人生，无论是流水线上辛劳的打工妹还是课堂里勤奋的女大学生，都不可能把人生押在富豪征婚上，对富豪的“极品”观念恐怕也难以认同。

　　富豪征婚还引发了对婚姻性质的进一步思考。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认为婚姻即为性契约——男女双方享有同等特权、又受到同等的限制。但有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婚姻其实并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在一定制度决定与规范下订立的契约，是与以公民身份参与订立的社会公共契约有很大区别的。对于婚姻，制度才是更加根本的。在父权制统治下，婚姻的非契约性质就非常明显，因为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根本就不具备平等选择和设定契约条款的权利。丈夫与妻子之间只是类似于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妻子的行为举止、喜怒哀乐皆取决于、服从于丈夫。所以，父权制下的婚姻实际只是要求妻子单方面宣誓听命于丈夫、成为受丈夫支配的“天生的依附者”。为什么夫妻双方的权利地位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大量研究指向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在父权制统治下，妻子长期以来只允许在家中担负“养育”性质的无薪酬家务劳动，习惯上被称为是“不工作的人”或“不挣钱的人”，是对家庭价值不大的“被赡养者”；相反，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丈夫，则被认为是“挣钱养家的人”，是对家庭价值更高的“赡养者”。按照对于家庭经济来源贡献大小的区别，相对应的便是丈夫拥有了更大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父权制婚姻关系中男尊女卑、夫高妻低不平等的基础，男性权力与金钱权力也就此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目前，中国的富豪征婚仍然是在这样的男权话语和金钱话语中展开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是，富豪因掌握着大量金钱，就可倚仗如此经济力量而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力，就可向女方提出种种要求与条件。反之，作为被征婚者的女性，却失去了开口言说的平等权力，更谈不上提出要求与条件的可能了，完全是处于被动、被选择、被决定的位置上。这样的征婚过程，就如有报道所描述的，女性实际像一圈圈整齐摆放在那里被展示的水果，任由掌控金钱与权力的、处于买家地位的富豪来挑选。幸好，大部分是她们自愿为之的。

　　征婚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来说，是有革命性的。这一方式也曾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放、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体现。但是，在男性权力话语和金钱权力话语的结合与侵蚀下，富豪征婚却为这一形式涂抹上了颇为错综复杂的色彩。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行学院教授、博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