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晚年岁月{2}

　　人民出版社

　　刘武生 著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周总理一直处身于各种斗争的漩涡中，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年代，他立下的丰功伟绩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王光美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简称《桃园经验报告》），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写道：“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指出：“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指参加8月29日至9月1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同志。——引者注)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引发江青强烈反感。据《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一书披露：“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了一场。”“她哭着对毛泽东说，人家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现在你毛泽东还没有死，刘少奇已经作公开报告，反对你毛泽东了。”王力认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江青最重大的政治性的意见。第一次让江青正式干预最高领导层的事情，得到了成功。”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还召开过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会议对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但是，《二十三条》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看来，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动因。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文革”的历史证明，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修反修，但这些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

　　终于找出“一种形式”，即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极其严重。国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变修”。国内，各级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而从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对形势估计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更使毛泽东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领导。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担心。2002年1月18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对她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进一步明确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在制定《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对中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强调要形成“整个阶级斗争”，甚至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

　　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当晚，他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 姚文元吃饭，江青也在座。他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是上述“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发出号召：“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在酝酿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不足以全面解决问题，开始思考和酝酿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后来1967年12月3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回顾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构想。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下定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坚决进行到底。他力求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从“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用“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以便最终实现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切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从而把领导层不同意见分歧，无限上纲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无限上纲为敌我矛盾，并且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内乱和浩劫。

　　连载精编·纪实文学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定价38.00元，送书价34.20元

　　黄马甲24小时免费订书、送书热线 0431-96128

　　更多书讯详见周三图书专版及每日中缝。（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