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腐：缺乏的还是勇气

　　“国内1300所高校几乎都存在学术腐败问题”、“知名教授涉嫌剽窃抄袭的至少在100人以上，法学界就有40多个”——在新近召开的“如何用法律规范学术制度”研讨会上，一直致力于学术批评、开办学术批评网站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痛心疾首地说(3月1日《检察日报》)。

　　1300所，据说这是目前我国所有公办高校的数字。这样的说法，是笔者看到的学界

　　承认是好事，但承认只是有限的第一步。如何治理学术腐败才是紧接着应该思考的问题。对此，《中国社会评论》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开出的“药方”是，他和学术批评网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等人商定，将在3月15日联合国内100名至150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教授联名发出倡议书，呼吁从2006年起，高校教授(研究员)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一旦发现学术腐败者，教育部和学校一定要对其进行处理(《检察日报》2月28日)。

　　其实“药方”的不同反映了“把脉”的差异。对出现大规模的学术腐败的原因，有人认为学术腐败“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有人主张学术腐败的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学术失范的原因在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理清，两者交织在一起”；官本位的学术体制缺乏独立性，官场的腐败风气必然要带到学术界来，就会导致学术腐败，而且即使学术腐败被揭露出来了，也会官官相护……

　　如此等等的原因，并非没有道理。但笔者以为，在坦率承认学术腐败普遍存在的背后，学界似乎还刻意地在隐瞒着什么。邓正来教授等人呼吁从2006年起，高校教授(研究员)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从2006年开始？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100名至150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教授中，2006年前也存在着学术腐败？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呼吁从2006年开始“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著名教授”2006年前的剽窃抄袭和学术腐败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如果不存在的话，为什么要呼吁从2006年开始？如果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教授”是凭借2006年前的剽窃抄袭和学术腐败而成为“著名教授”，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呼吁从2006年开始“不能剽窃抄袭，不能发生学术腐败”呢？这种“呼吁”，如果不是学界刻意地想隐瞒什么的话，至少表明学界的一种底气不足。

　　底气的不足，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为例。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2002年的竞争力排名第38位，2003年降到第44位。另外，我们的顶尖大学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在200名之外。2000年到2002年，我国最强的6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27篇论文，仅占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学界存在的价值，如果不在于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那又是为什么？

　　还是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 张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