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帕垃圾”来了

　　“帕帕垃圾”来了

　　这个美誉度偏低而风险偏高的职业，做了三年之后，刘嵩雇了几个帮手，成立了狗仔工作室——这很容易给外界一个印象：狗仔生意做大了，他发迹了

　　夜色降临，王小鱼仍守在狭窄的夏利车里等待目标出现李锋／图

　　这是刘嵩的基本装备。他略带神秘地说，其实还有一两件秘密武器，是不适合对外公开的。李锋／图□本报记者李锋□实习生刘旭彬

　　中国狗仔才3岁

　　如今他们承认自己就是狗仔刘嵩喜欢戴一副宽大的黑边眼镜，及肩长发略有卷曲，这个生于1981年的年轻人是上海《青年报》的娱乐记者，2003年初才进入媒体，但他却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见证了完整的中国内地的狗仔发迹史。

　　至于内地娱乐新闻的历史，略长于狗仔新闻的历史。李小玩曾先后担任过国内知名娱乐刊物《BIGSTAR》和《OK》的主编，算是资深娱乐人士了，他个人认为1988年《广东电视周刊》的出版发行，是娱乐新闻出现的标志之一，而《南方都市报》娱乐版的出现，则属于内地较早效仿香港娱乐新闻的试水。

　　至于呈现“八卦”特征的娱乐报道，很多人认为始于“小燕子”。

　　在1997年之前，内地传媒仿佛只有文化新闻，有限的轻微涉及娱乐明星的消息，也不屑于以娱乐新闻命名。随着《还珠格格》的热播，“小燕子”赵薇开始成为真正意义的偶像级明星，对于她的报道铺天盖地，而且终于超越了“文艺动态”的原始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生活化的倾向。后来，1997年被很多娱乐新闻人圈定为中国内地的八卦元年。

　　恰好在这一年8月，戴安娜之死使得狗仔承受的责难达到极至，写出《我是帕帕垃圾》一书的好莱坞狗仔记者克里斯托夫·莱茨甚至因此而心生忏悔，告别狗仔生涯。那时候，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狗仔之一的刘嵩还是上海的一个高中生。

　　2003年年初，刘嵩成为某报娱乐版的实习记者。他原本可以把普通意义的娱乐记者按部就班做下去，但是，当他采访中接触到一些来内地拍片的港台狗仔，立刻迷恋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偷拍、跟踪公众人物，多刺激啊。“而且，当时内地还没有做这个的，能成为第一批，对我很有诱惑。”

　　2003年7月，隶属于光线传媒的《BIGSTAR》诞生，这份瞄准市场空白点的刊物，很直白地表露着将八卦新闻进行到底的决心，也为内地第一批狗仔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与刘嵩这样的特约供稿人不同，北京的卓伟、冯科、王小鱼都是《BIGSTAR》旗下的专职狗仔。目前，严格意义上的狗仔记者，中国内地仅北京和上海有这么凤毛麟角的不到10个，基本都是25岁至30岁的男性青年。虽然势力单薄，他们却认为自成群落，而且如今与前几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的宽容度似有改善，他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狗仔，甚至为自身的存在找到了理直气壮的价值逻辑。

　　2005年，刘嵩做起某国际手表品牌在上海的代理商，狗仔的本行又舍不得丢弃，于是他雇了几个帮手，分担一部分狗仔工作，这很容易给外界一个印象：刘嵩的狗仔生意做大了，他发迹了。

　　他们在追逐什么

　　他们觉得有义务“打碎名人光环，促进名人自律”

　　“读者最关心什么人，我们就跟踪什么人。当然，这个人本身要有料，就是容易出新闻。”王小鱼这样解释狗仔选择“采访”对象的标准。那天路过北京北三环路一处高级公寓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该关心章子怡了，毕竟她现在是国际巨星，哪怕不出什么大新闻，一举一动也都够分量。

　　对于做狗仔的经济回报，每个人都拒绝正面回答。在长沙长大的冯科家境宽裕，而王小鱼做狗仔之前在西安经营着自己的影楼。他们说“报酬不是最吸引我们的”。就这个趋向市场化的行当而言，也确实没有一个薪酬标准，完全看片子的冲击力。刘嵩的一个事例倒是可以从侧面体现狗仔新闻的价值：汤姆·克鲁斯在上海下榻当地最奢侈的四季酒店，为了获得最佳拍摄机会，刘嵩也不惜血本在四季酒店住了四天，要知道，即使那里最便宜的客房，每天也高达2480元。那四天里，刘嵩抓拍到了很多独家的照片，后来一算账，他才长出一口气说，值了。

　　让内地的狗仔们觉得“值了”的，还在于抓拍到独家的“内幕”。前一段时间，王小鱼跟拍某位曾涉嫌偷漏税的公众人物，意外发现这位名人还涉嫌隐瞒自己的房产。遗憾的是，报道发表前走漏了风声，那位名人托了各种关系来报社求情，独家猛料最终没抖出来。惟一让王小鱼感到安慰的，就是感受到那名人被抓住把柄后的举止，这与其平素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整个社会大环境而言，内地对于狗仔的评价还大多使用道德尺度，至少认为它对低级趣味进行了庸俗的迎合。而狗仔们对这个职业的价值阐释则恰恰相反。

　　除了满足公众的八卦需求，刘嵩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去打碎公众人物头上的光环。“名人们获得了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的机会，这是一种特权。而且娱乐圈本身是一个造梦工场，明星都被层层光环包裹。狗仔记者的任务就是还原娱乐圈真实的一面，也促进明星的自律。”

　　而王小鱼的说法是，“每当看到狂热追星族与冷漠明星的反差，我就感到很痛心。”

　　一点狗仔精神

　　“狗仔新闻是完全需要实证的。”

　　对于“狗仔”这一称谓，刘嵩、王小鱼等人表示已慢慢接受了，而娱乐新闻人李小玩时至今日还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缺乏尊重的称呼：“他们身上折射出做好新闻的一些素质。试问哪一个好的记者没有偷拍、跟踪的经历？”

　　但通常即使在业内，狗仔依然被看作不甚光彩的角色。最近一期的中国版《ELLE》做了一个关于“美女娱记”的小专题。一个受访的美女娱记就把自己和狗仔划清了界限：“我们是娱乐记者，不是狗仔队。(八卦绯闻)只有在无伤大雅，不伤害艺人的前提下，我才会选择曝光———这是娱乐记者和狗仔队的最大区别。”

　　娱记和狗仔互不买账的调侃，在狗仔刚刚发育的中国，更容易被当成一个圈子里的斗嘴，至少在现阶段的公众眼中，“娱记”和“狗仔”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两个词，娱记未必不做狗仔事，狗仔和娱记都报八卦事———尽管对专写八卦新闻的娱乐记者，狗仔们也不甚感冒，按王小鱼的说法，八卦新闻可以道听途说，狗仔新闻是完全需要实证的。

　　在刘嵩看来，现在的很多娱乐记者，实际上是“跑会记者”，就是出席各类娱乐界的新闻发布会，靠“红包”增加个人收入。“在香港，记者拿红包要进廉政公署的，只有内地才有他们的空间。而且发布会获取的信息，根本就不是新闻。”刘嵩对于单纯靠“跑会”维生的娱记颇有几分不屑。不过迫于日常做狗仔开销的压力，他也会去跑一些发布会，也拿红包。所不同的是，别的娱记发布会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刘嵩要跟踪出席发布会的明星，狗仔工作这时刚刚开始。

　　“狗仔”刚发育

　　搞定《2046》后，第一次买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在内地狗仔们看来，内地狗仔的确是刚刚发育，远不能和欧美甚至香港地区比，即使把内地的所有娱乐记者加起来，也不如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狗仔数量，更不用说公众心态，明星心态，以及狗仔职业状态等方面的差异。

　　去年11月，汤姆·克鲁斯到上海拍摄《谍中谍3》，前两天，其他娱乐记者还矜持着，刘嵩已弄出了大量的独家新闻和照片。这下同行坐不住了，到了第三天，“差不多会用相机的娱记都出动了，不择手段地去挖克鲁斯的料，我却回家睡觉去了，因为我知道这次赢定了。”刘嵩不无得意。有趣的是，他所供职的《青年报》却无法刊登自己记者挖回的大量独家猛料。“那些东西在上海任何媒体都发不出来，”刘嵩说，“格调问题。”

　　至于被关注的公众人物，在狗仔们看来，也呈现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的心态，比如早几年，有人动不动就告人侵犯隐私权，这在欧美和港台是难以想象的。

　　2004年10月，著名导演冯小刚曾当众暴怒，因为一家娱乐周刊登了北京的“明星家庭地图”。如同戴妃之死，冯小刚之怒也引发了内地娱乐新闻底线的争议。娱乐记者们觉得这事非常滑稽：几乎全香港的人都知道刘德华的住所，而好莱坞明星聚居的比弗利山庄更是被开发成了旅游胜地，为什么内地的明星这么敏感，他们不觉得自己被关注实际是在获益吗？

　　曾被冯小刚怒骂、被另一男星追打的王小鱼“表扬”了香港明星容祖儿。去年，王小鱼等人曾在北京跟拍容祖儿，容祖儿发现之后非但没有反感，还主动邀请他们：“拍完了吗，过来一起吃饭吧。”她还为记者们埋了单。“这样的事，放在大陆明星身上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这几年，狗仔们也感觉到了内地明星心态的变化。据王小鱼讲，甚至圈内很多明星都喜欢看《BIGSTAR》，“看看谁又‘倒霉了’。”也有一些二线演艺人员曾私下接触《BIGSTAR》，很扭捏地自曝一点花边新闻，以期被公众关注。

　　至于狗仔职业状态，刘嵩做狗仔的全部开销，都是自己承担，包括每年无数次地去北京，甚至去香港。如果仅仅为内地的有限几家媒体拍片，刘嵩无法养活自己。他的很多高报酬都是香港报刊开出的。不过对于身在内地的明星，香港人真正关心的似乎只是王菲，其次就要算郭晶晶了，实在要再罗列二类重点，也就只有章子怡和赵薇了。

　　在香港，有较大影响的娱乐媒体旗下的狗仔记者都接近百人，他们每三人一组，两个摄影，一个文字。与内地的狗仔比起来，他们胆子更大，敢于把镜头对准明星的私宅(当然狗仔自己还是在私宅外)，或者堵在娱乐场所门口“吱”(用闪光灯拍照)，他们财大气粗，为了不被轻易甩掉，通常包下两台车，而且仅仅为了一个题目就可以跟踪一周时间。这一切，内地的狗仔目前还只有羡慕的份儿。

　　2003年，《2046》在上海长寿路拍摄，严防记者偷拍。刘嵩把自己当成了蜘蛛侠，爬过了外面工地的几道墙，趴到一座简易房上进行偷拍。他几乎已到了导演王家卫的头顶，可以清晰地听到他高喊一声———“开拍”。搞定《2046》这一组独家报道，刘嵩突然有些后怕，于是平生第一次买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价值100多万元。

　　这显然是一个美誉度偏低而风险偏高的职业。作为内地惟一一份公然打出狗仔旗帜的媒体，隶属于光线传媒的《BIGSTAR》拥有30多万的发行量，也一直承受着“格调低俗”的评价。前任主编李小玩却对此行当前景颇为乐观，同样乐观的还包括刘嵩。

　　2005年的某个阶段，刘嵩感到做狗仔的刺激和乐趣正缓慢从身体里消退，他突然怀疑起这个职业的意义，追逐这些明星有意思吗，为什么不能去做一个体恤民瘼的社会记者？但是，对狗仔事业的美好预期又使他无法舍弃已有的成绩。这一年，刘嵩悄然成立的狗仔工作室，或许是又创造了内地娱乐新闻一个小小的第一。

　　这件事情上，刘嵩认为自己体现出非常良好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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