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错误很多

　　陈名重

　　吴忠先生发表在2月22日新华网上的《“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以下简称吴文），把任建明教授说的“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个观点捧上了天，并连带为“公车货币化改革”、“高薪养廉”大唱赞歌，还引经据典用鲁迅的话来支持自己论证的观点。

　　显然，吴文把“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当成了至理名言，对此笔者实难以苟同。因为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作为评判公务员待遇的标准，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

　　商榷之一，无论现在还是今后，买不买得起私车都不应该是评价公务员待遇高低的标准。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的待遇标准虽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最基本的是要合理、合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果拿某种具体的消费作为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其依据在哪里？如今任教授提出应“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那么让公务员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让公务员每年出国旅游一次、让公务员买得起红木家具这些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衡量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呢？显然以某一单项消费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是极不科学、不严谨的。

　　商榷之二，以“今后”二字作为“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借口是说不通的。“吴文”称：“任教授说这句话是以‘今后’二字为前提的，并非指现在，何错之有？”“其道理不是像15年前说在今后步入‘手机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手机一样浅显么！”对吴文的说法笔者不能认同。“今后”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时间概念，明天是今后，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也是今后。教授如果指的是遥远的“今后”，就没有现实意义。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不仅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算不了什么，多数百姓想必也将具有买车的能力。那么任教授所说的“今后”，显然是在指前者，即极其靠近现在的将来，他所体现的是强烈的现实要求。其用意就是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在大多数百姓还在为上学难、看病难发愁的时候，让公务员们提前享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笔者要问这合理吗？

　　商榷之三，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遏制腐败是否可行？吴文认为，要遏制严重的吏治腐败和权力之下的公车腐败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从而失去腐败的欲望。于是，吴文高度赞同公车货币化改革和高薪养廉的思想。那么请问吴忠先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你凭什么断定“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后，那些贪欲无限的赃官会收手不贪？

　　吴文假鲁迅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把鲁迅批评的过度追求完美和理想的论述，作为遮羞布，掩盖公车货币化改革中的弊端和高薪养廉的虚伪性，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职务消费货币化亦无可指责。众所周知，在中国无论什么消费，大凡一姓“公”，可能就是无底洞，公车亦然。职务消费不刻意厘清公私，实行基数核定，总量包干，规范透明，既有利于监督，算总帐也肯定减少财政支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对“高薪养廉”深恶痛绝。“高薪养廉”本是人类的文明成果，可它在中国多年水土不服，就是“以薪养廉”理论也指责者众。理由主要不外两点：清官不养也廉，贪官养也不廉，所以索性不养。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想贪”事实证明是靠不住的，绝对清官在中国即使不是不存在，也是少数；“不必贪”对养廉有重要作用，若辅以制度约束使之“不敢贪”、“不能贪”，应该是有成效的。南桔北枳不是社会现象－－中国国情再特殊也属地球村民，中国公务员再特别也不是外星人。况且客观地看，清官和贪官都不是公务员的主体。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清官和贪官在两头，相对都较少，公务员的大多数是有血有肉有良心也希望改善待遇能体面生活受人尊敬的中间派。政策主要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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