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从2005到2006，那些消逝的身影

　　爱泼斯坦、启功、巴金、王选，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这些名字让我们久久怀念

　　时间来到2006年2月，全国政协照例向媒体公布今年最新的政协委员名单，和往年一样，这是一场重逢穿插着告别的聚会。

　　但今年的告别，似乎来得太为频繁。2005年5月26日，被宋庆龄称为“我最信赖的朋友”的爱泼斯坦首先离开，这个在中国生活了超过70年的西方人曾经帮助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一个月之后，在27年前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的胖老头启功，驾鹤西去，他一生豁达，早已看破生死，并无留恋；10月，巴金逝世，作为五四一代最后的告别，巴金的身后极尽哀荣，身前却诸多痛苦，几度渴望早日离开的他说，“我为你们而活”；而就在不久前，王选的离开又延续了我们在2005年的不断的告别。

　　时间来到2006年3月，在聚会的帘布再次拉开之前，我们只是想对名单上那些已经永远失去的名字，最后说一声，再见……

　　爱泼斯坦:我热爱着中国

　　他是外国人，他是中国人。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作为“西方的”美国合众社记者，来到苦难之中的东方，然后爱上了这里，也许是首先爱上美丽的中国女孩儿，然后延续到一切。

　　作为“红色中国”概念最初的塑造者之一，爱泼斯坦和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向心怀偏见的西方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中国生活以及工作超过70年，作为和中共最早的高层近距离接触的记者，爱泼斯坦在提及他们时，显得非常从容，在回忆录《见证中国》中，爱泼斯坦还记得“毛泽东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

　　即使是文革期间被打为“国际间谍”，爱泼斯坦也承认，他并没有“心存怀恨”，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信中，他一如既往地对他的“红色中国”表现出孩童般的热情。

　　1957年，周恩来亲自批准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爱泼斯坦自己说:“选择中国国籍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的结论。”而他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走的是一条奇特的道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

　　70年前，22岁的西方青年爱泼斯坦，爱上了陌生神秘的中国；70年之后，老人爱泼斯坦，只是在爱自己的国家而已……

　　启功:熊猫冬眠，谢绝参观

　　早在1978年，启功就已经为自己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爱新觉罗·启功，就像抛弃他尊贵的姓一样，把这个纷繁芜杂世界污浊不堪的那一面，远远地抛在身后。

　　启功的挚友说，和启功所有的成就相比，他更偏爱启功看破一切、洗尽世俗气的幽默感。到了今天，说话的人和话里的人先后离开，曾有人评价，超然物外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和气质，随着老一辈文人纷纷离场，如斯品格气质已渐成绝响。

　　前往启功处求字的人日益增多，启功虽有求必应，却仍无力应付。在生病的时候，启功就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书“熊猫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但这个小条同样也成了“墨宝”被人揭走收藏了，他又换圆珠笔写:“启功有病，无力应酬，有事留言，君子自重”，丁聪后来就曾画过一幅漫画，胖乎乎的启功愁眉苦脸举着一幅字:“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

　　时间回到现在，熊猫启功，国宝启功，永远地冬眠了。

　　巴金:觉慧之影

　　关于巴金去世的那一天，有媒体人的描述是，“阳光透过窗户照进病房，从清晨、晌午到黄昏，光线渐渐黯淡”。要追溯百年方能寻找巴金的历程，任谁也难免有恍惚之感。

　　诗人邵燕祥回忆当年的《家》时说:“多少年轻人想做巴金笔下的觉慧，而不愿意像觉新那样被封建制度和家庭吞噬”。巴金自己则说:在《家》中又看到了我的青春。

　　1968年，在参加完当时的上海作协领导叶以群的批判会的两个月后，巴金开始跟着人们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这样的谨慎，一直到《随想录》。

　　单纯用文学价值来定义《随想录》的价值显然有失偏颇，和他提倡建立现代文学馆一样，《随想录》承载于文学，却超越文学。巴金需要它提醒自己——也许更是世人——“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而《随想录》中所反复提及的“朋友”、“友谊”和“友情”，在国人普遍历经十年的情感荒漠后，显得格外温暖珍贵。

　　曾有网友想象70年前“那个四川成都的深宅大院，高老太爷在没有光线的堂屋抽水烟，梅表姐坐在落花飞蝶的院子里晒太阳，觉新在读书，瑞珏在睡午觉，觉慧穿过阳光斑驳的天井向外走”。

　　我们的青年觉慧，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没有回头。

　　王选:我曾经有过贡献

　　关于王选，最大的溢美之辞也许是，由于他的发明，中国开始跳跃性地前进。而对于媒体人来说，这句话显得格外正确。

　　当王选提出攻研汉字精密照排时，多少人嘲笑了他的梦想，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让嘲笑他的人永远闭嘴。1982年，全中国只有167家报纸，到八十年代末已经达到1200家。而今天你手上这份《南方日报》，正是当年最早使用激光照排系统的报纸之一。

　　六十岁的时候，王选表示，他只会再做三年，三年之后最好行政职务都辞掉。他形容自己说:“我是一个曾经作出过贡献，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计算机专家。”

　　退休患病之后，王选和妻子几乎每日都要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散步，一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享受到了作为普通人的那些乐趣。

　　但对北大晨昏诵读的学子们来说，在这个柳絮飘扬的春天，再也不能看到王选弱不经风的清瘦身影。

　　本报专访王蒙追忆巴金王选

　　巴金:超越文学本身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巴老已经很大年纪了。虽然疾病缠身，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但巴老非常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大事，关心人民生活和政协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他积极呼吁和组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自己的积蓄、稿酬和8000多册藏书捐赠给文学馆。

　　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生活中的巴老，则显得很严肃。他远远不像许多作家那样善于辞令，不抖机灵、不卖弄。他太朴实无华，有时甚至显得呆气。

　　在我看来，巴老在全国政协里担任要职，不在于说看他具体出席了多少次会议，提出了多少提案，巴老在全国政协中的意义在于:巴老本身是一名大作家，又是一名非党人士，一生坚持真理，著作等身，深受全国人民爱戴，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文学本身。

　　王选:他的意义不仅在科技

　　关于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我想说的是，汉字印刷和传播的问题，可以说关乎到汉字、汉语言文学和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生死命运。

　　从五四运动开始，文化界的知识精英们一直就中国文字改造和普及的话题争吵不休。有相当多的人甚至非常偏激地提出要绝对地否定汉字，改用拼音字母，1949年的时候，以吕叔湘为代表的很多文化大家坚持认为，汉字带有封建主义的余孽，拼音字母才是民主国家的象征，把文字的问题上纲上线到主义的问题上。而支持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的人常常提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方便印刷，传统的铅字印刷确实遇到了很多障碍，也因为错排错印闹过很多笑话。

　　因此现在回过头去看，王选的贡献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这个意义不仅是科技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身为一个作家，我自己也用电脑打字，用五笔输入法，我的书是用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进行编排和印刷的。（记者李静睿郭珊）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