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五四”遗产中的另一抹颜色

　　文 柴子文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3月2日，张中行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张中行的作品未曾细读过，印象不特别深。倒是以前报纸上的一篇相关访谈，让我感到兴味：

　　问：您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整天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地什么也不想，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问：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答：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问：过分恋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答：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问：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答：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带点独行长河的沧桑，带点咸咸的泪湿的苦味，有一抹屋瓦的青灰色。有人说他到底是“五四的遗孤”，但他却没有那个年代狂飙的激情，有的是隐遁，是“顺生”。

　　他被誉为“未名四老”，但他独钟的不是未名的北大，是红楼的北大。那才是真北大。周作人说北大有两个传统：一是读书不忘救国的，二是为学术而学术。前者要改造社会，后者则是在精神的景观中探寻思想的资源。张中行以为当下的中国，缺少的是后者，它可以矫正主流思潮的错误，不断提供精神的各种可能性。顺生也好，“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也罢，并不是苟且的偷懒与懦弱。

　　他在“文革”中说过的假话中，不知道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算不算。《青春之歌》中丑陋的余永泽，据说是那时人人皆知的坏蛋，杨沫是以他为原型的，并且泄漏了这一点。“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他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上述评价。两人曾是大学时候的情侣。他没有亏欠她什么，包括在只有说假话才能活着的年代。

　　搜索了张老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文字，都很简短，却无不露出睿智，留出遐思的空间。

　　看看这一则：

　　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大将军是桓温，长史是他的外祖孟嘉，文中记出游，桓温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这位桓大司马就是经金城见柳树长得快，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那一位。“人何以堪”是情语，能感人。“人不可无势”是世故语，能与人以教训。什么教训呢？人各有见会带来各取所需。只说我的所需，是反桓温之所信奉，成为“人不可有势”。要说说理由，盖如桓温所想，所谓有势是他说了算，所谓能驾驭是他之下的人必须俯首听命，这情况轻说是会引来不愉快，重说是会引来祸害。

　　姑且算作一得之愚吧，像是也可以古为今用。是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一位我敬重的老先生说了他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刷厕所之后，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文革”的荒唐事。他说他不能回答。我想不是不能也，而是一言难尽也。其实请桓大司马来帮忙，也未尝不可以一言尽之，这就是，人分两方，一方有势，另一方就不得不受驾驭。有势，更多说了算，就必致有胡思乱想之权，而这样一来，求不乱则不可得矣。治本清源之道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人都没有说了算的势。或曰，若然，群体的事业将怎么运行呢？答曰，很简单，不过是大家喊的民主和（民定的）法治而已。（《人不可“有”势》，见1998年7月17日《南方周末》）

　　这样简洁，从常理来、入深里去的文章，让他在七十多岁时成了畅销书作家。而此前，只是默默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在出版社当编审混口饭吃，拿着少而又少仅够糊口的工资。

　　我觉得，相较于提倡说真话的巴金，张中行是“五四”遗产中的另一抹颜色，后人再说起他，会想起他的“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比起亡羊补牢、比起飞蛾扑火，这难道不是更真实，更磨砺人性？痛苦但是坚持良心地活下去，不是比痛快地死掉，更需要勇气吗？

　　为真理而活，为活而活是人生的两种态度。前者曾经让人以为“六亿人民皆尧舜”；后者仿佛是要告诉我们，最得意的景观在于完善和完成自己。当下中国已经走出了人改造人的年代，而后者的道路———一个人人可以尽情尽能的社会，却还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