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学堂执著的灵魂

　　早期，这些学校因为资质、条件，被北京人视为非法办学。现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肯定了这些学校的贡献，并给予部分学校资助。温家宝总理十分关心他们。昨日，徐光春书记也亲自看望了这些学校的师生。

　　但是，游走在城市特别是京城的精神、物质文明的边缘，这个特殊的人群，还有着很多不为人所知的痛苦、尴尬……

　　“老师，这里还收不收学生？我想上学！”

　　昨日下午，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广铁路线边，农民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7岁的男童马玉立和爸爸马元厂找到校长陈恩显，用带有固始方言的普通话，焦急地询问。

　　“我在村里学校上一年级了，爸爸、妈妈来北京打工，把我也带来了。我想上学，可城里那些学校都不要我，我想到你们这儿。”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马玉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同日上午，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一个名叫京豫陈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师生们激动地围聚在省委书记徐光春的身边，感受着来自家乡的鼓励、来自亲人的温暖。

　　“14年了，我们解决了几十万名进京务工农民子女的上学难问题，使几十万名孩子及时得到教育，我们无愧于家乡！”几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代表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向徐书记倾诉。

　　“从当初被视为异类，到今天各个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

　　“我们的学校在京城到处漂泊，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可以让我们安定的栖息地……”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说。

　　上篇垃圾上的学堂漂泊在北京边缘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元年：公元1993年

　　开办北京首家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年6月的一个傍晚，一滴含在心里的泪，改变了漂泊在京城的成千上万名孩子的命运。

　　泪从一个民办教师的心里涌出。这个教师叫张保贵，当年35岁，在老家固始县蒋集乡三里村村小学任教。家乡在搞普九达标调查，村里大量学龄儿童没有按时报名入学，他们的父母外出务工时，将他们带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据称他们已在其父母务工所在地入学。当地教育部门放心不下，派员前往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调查。张保贵被派往北京。

　　北京市丰台区是固始县籍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张保贵同村的不少乡亲也在这里。这些务工人员回家时揣着大把的钞票，据说在首都北京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张保贵满怀希望地踏上这片土地。但是，他失望了。

　　映入他眼帘的，是成群结队的操着固始味普通话的适龄儿童。孩子们在成群结队地玩耍，如果父母需要，他们就被当作劳动力，在菜地或者三轮车旁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孩子的父母说：“谁不想让孩子上学啊？可京城的学校不收我们打工人员的子女。再说，高达五六千元的借读费赞助费。我们也交不起呀。”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张保贵心中升起。1996年7月4日，张保贵带着100多本小学课本，毅然离开家乡，第二次踏进北京，准备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经过寻找，他在海淀区东升乡后八家村废品收购站附近租赁了一间教室。这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集散地，生源应该不愁。

　　9月1日，张保贵的学校正式开班。当天，18个学生前来入学，张保贵将他们分为一年级、二年级，自己兼任校长、教师。当天，首都北京郊外的这个复式教学班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据首都媒体报道，这是首都第一家专为外来农民工子弟开设的教学班。1994年，另一名信阳息县籍民办教师李素梅在乡亲的恳求下在五棵松附近的菜地边找了一个窝棚，为9个乡亲的孩子办起私塾。后来，规模一步步扩大的学校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行知试验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4年：公元1996年

　　农民工子弟学校被视为非法

　　对一个老师而言，没有什么比学生琅琅的读书声更为动听。张保贵回忆说，1993年至1996年，学校平稳地发展，学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

　　但1996年秋季，学校开学刚刚3周，当地警方来到学校宣布：社会力量办学，必须有北京市教育局批准的许可证，不允许私自办学。

　　张保贵目瞪口呆：300多名学生怎么办？

　　他开始多方奔走，请求有关方面高抬贵手。他的请求被拒绝。他忧心如焚。家长们也急了，纷纷帮助他寻找出路。在一名家长的帮助下，他在3公里之外的清河镇四街找到一个存放粮食的空仓库，租赁下来，当作教室。

　　天很快冷下来。他和老师们每天在学校原来所在的地址集合家长们送来的学生，领孩子们排队穿越羊肠小道，顶风冒雪，行进3公里，到新学校上课。中午不能回家，他和师生们只好煮方便面吃。这个汉子眼里再次涌出泪，这一次是因为已经上学的孩子们的艰辛，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被中断学习。

　　和张保贵的八家私立小学命运相仿，易本耀、李素梅夫妇的行知学校也开始了漂泊的生涯：简陋的办学条件，让行知学校无法取得当时的办学许可证。执法部门开始驱赶“非法办学”的该校师生。学校不得不一再搬迁。

　　1996年12月，清河镇四街的张保贵正在教课，当地派出所的几辆警车再次呼啸而来，以“非法办学”为由，将他和前来采访的两名电视记者全部带到派出所。“从此，我听见警笛声，心脏就狂跳。”张说。在两名记者的交涉下，派出所答应让学校办到期末，但限期关闭或者搬离。

　　为了学校的生存，春节之前，张保贵再次回到后八家村，在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菜园里租了几间屋子。

　　1997年正月，从老家固始返回北京的张保贵来到自己在清河镇四街的学校，发现学校大门被锁。张保贵翻门进入学校，教室里空空如也，课桌、椅子、黑板统统不知去向。一问周边居民，张才知道耗费心血购置的这些教学设施已经被有关部门清查后付之一炬。

　　张保贵没有退却，在学生家长们的帮助下，他重新筹集资金，买来废铁皮制作黑板，用木板钉成课桌、椅子，在新租的几间屋子里再次筹备八家私立小学。农历正月十六，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张保贵正在为学生发放课本，一群民警突然进来，再次将其带进派出所。这一次，张保贵以为自己的学校真的完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6年：公元1998年

　　农民工子弟学校赢得合法身份

　　就在有关方面一再清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北京大学一个名叫方辉的研究生，在1996年12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都市外来客——垃圾摊上的小学》一文。该文以翔实的调查数据，真实地报道了生存在北京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垃圾堆上办学、条件简陋、缺乏关怀等情况。

　　同年，易本耀、李素梅夫妇的行知学校引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等人的关注，多家媒体开始报道农民工子弟学校。

　　媒体的呼吁引起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作家冰心之女吴青女士的关注。她挺身而出，在人代会上提出议案，呼吁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弟学校合法地位。随后，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这一特殊群体。

　　从一开始就严厉打击“非法办学”的后八家村，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该村一位负责人找到张保贵说：“你这人脸皮真厚。既然撵不走你，我们就扶持你。你好好办吧。”

　　村主任关郑海说：“既然让你办，就不能委屈孩子们，你必须有符合条件的课桌、椅子，必须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该村随后把村办幼儿园交给张保贵，和张保贵联合办学，将八家私立小学改名为北京社会小学，并为社会小学添置了新的课桌、椅子等。1998年9月1日，数百名务工农民的子女兴高采烈地进了课堂，堂堂正正地做起了学生。

　　1998年，国家教育部门等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渠道地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经地方教育部门审批，依法举办简易学校，并给予扶持。

　　同年8月，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

　　受利好政策的鼓舞，当年，大批信阳人北上，纷纷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36岁的息县二高史地教研组组长陈恩显这一年夏天毅然进京办学。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14年：公元2006年

　　农民工子弟入学牵动总理的心

　　京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在迅猛发展。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北京城郊接合部地带的农民工约400万人，每年无法到公办学校入学的适龄农民工子女约有30万人。

　　信阳人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学校里的孩子们，受到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的直接关怀。

　　易本耀、李素梅夫妇的行知学校经海淀区教委批准，正式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2004年5月29日，行知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应邀参加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举办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温家宝总理特意坐在两名农民工孩子身边，关心地询问他们的家庭和学习、生活情况。温总理亲手将书包、文具送给两个孩子，与他们合影留念，勉励他们实现梦想。

　　2006年“六一”儿童节，温家宝总理再次题词，向行知实验学校的师生们问好。

　　下篇学堂依然漂泊灵魂依然执著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14年：公元2006年

　　超过1／3的学校信阳人创办

　　新县人陈复耀创办的京豫陈学校，就显得幸运得多。该校校长扶元继是新县多年的优秀教师，2000年从新县沙石中学退休后，被返聘到该校，进行业务管理。据扶校长介绍：这是一所另外意义上的“公办”学校——由新县教育部门委托陈复耀创办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1996年，新县面临普九达标验收。同样遇到学龄儿童大量流失的新县，为保证流失儿童不失学，“邀请”在北京务工多年、当时在北京郊区做生意的陈复耀创办一所简易学校，专门招收新县籍农民工子弟就学。钟情于教育的陈复耀很快付诸实施，在大兴区租了一块儿土地，开始建校。为支持该校，新县教育部门派了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这所学校很快成为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首选学校。该校招生范围很快突破新县籍，扩大到信阳市，随后招收各省的农民工子弟。目前，该校仅有51％的学生是河南人。

　　据了解，北京市目前共有农民工子弟学校300多所，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是信阳人创办。

　　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元14年：公元2006年

　　漂泊的学堂和执著的灵魂

　　欢喜之余，各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们仍有诸多忧虑。

　　1998年9月1日，后八家村投资新建了一所标准的学校，张保贵的社会小学于2000年5月迁到新校，借此开办小学，随后又开办了初中，至2002年，发展学生将近1000名。但没过多久，这所新学校的位置被规划为绿化带，社会小学不得不于2002年再次搬迁。张与后八家村的“蜜月”结束，社会小学在附近一块儿空地上开张，目前仍面临随时搬迁的可能。

　　张保贵痛苦地说：“办学14年里，我的学校搬迁了10次，最多时，一年里搬迁了4次。每一次搬迁都要损耗大量的物资，还有身心的劳累，简直让人无法承受。”

　　易本耀的行知学校至今也搬迁了5次。他说：“农民工子弟学校生存在城郊接合部，北京发展步伐快，农民工子弟学校只能租赁土地和房屋，随时都面临搬迁。”

　　校长们都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的劣势。学校先天不足，经费缺乏，设施差，而所在地政府也很难落实民办学校的教育用地问题。

　　在石景山黄庄学校，孩子们或在简易操场上嬉戏，或在教室里学习。教室和操场的边缘，京广铁路线上的火车一辆接一辆通过，巨大的轰隆声，让孩子们几乎无法听到老师的声音。校长陈恩显说，这块地因为邻近铁路，才轻易不会改变规划，也就不会轻易拆迁，所以倒成了较为稳定的学校了。

　　据了解，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都是聘用的。他们能得到的最好待遇也不过是学校管吃住、月薪800元。而北京市公办学校的老师，一般月薪都在3000元左右。

　　在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一间不过60平方米的平房里，记者看到数十名老师紧紧地挤在一起办公。该校校长说：“没办法，全校110个老师，都只能挤在这里。小学部的老师们只能在自己授课的教室里做教案、批改作业。”

　　“老师们不能落户，不能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不能正常晋级、评审职称……这些都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关注啊！”校长们呼吁。

　　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接口”问题也日益突出。黄庄学校初一年级300多人，到初二年级剩170人，到初三年级仅仅剩下60人。该校老师说：“这里的初三毕业生没法正常进入当地的普通高中，孩子们要么辍学；要么返回老家，参加老家的中招；要么让家长准备高额费用，想办法进入当地高中。”

　　近年来，在北京市教育部门关注下，朝阳区等地率先“开口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报考当地职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这还远远不够！温家宝总理说，让孩子们在党的阳光普照下共同成长。我们期待着，城市能为农民工子弟提供更好的就学条件！”一位家长如是说。

　　□首席记者何正权文记者张鸿飞图

　　京豫陈学校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