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学好了也有副作用？

　　时报新闻眼 李斌

　　自2003年开始，殡葬业连续3年被某家媒体评选为年度“十大暴利行业”的一员。“家属交不起运尸费，殡葬车医院门口掉头抛尸”（《华商晨报》3月2日）的新闻让人对殡葬收费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做人难，没想到人死了还要害其家人这么为难。对于这样一件涉嫌犯了侮辱尸体罪，令人发指的事件，沈阳市民政局殡葬处颜书记是这样解释的———“

　　从颜书记的轻描淡写来看，他已经不能用“很无极”来形容。俗语有云，无知者无畏，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要改成“无耻者无畏”。动不动就以没有执法权来推卸责任，难道没有执法权，他们就能不作为了吗？据调查，很多殡葬服务和殡葬用品经营者不明码标价，漫天要价现象普遍。一般情况下，殡葬行业的利润都能够保证在300%左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000%甚至2000%。打着黑中介的旗号连死人都不放过，可谓生财有道。这么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可谓成功，到了最后，“无耻”成了“无耻者”的通行证，一些人什么“现世报”、“来世报”都不怕了。

　　问题已经明摆在这儿了，殡葬，是办先人的事儿，也注定是后人自己的事儿。而越是必需的东西，越是要任人宰割———中国的老百姓，何等的不幸啊！近年来，殡葬等行业都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但改革的进程极其缓慢，在殡葬行业，全国只有寥寥几家私人投资的小企业。其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暴利”———作为既得利益者，谁愿意让“外人”来抢“自己碗里的肉”呢？只是长此以往，是否殡葬也得像不断涨价的煤气等公共事业产品一样，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殡葬补贴，否则连死也死不起了？！

　　为啥老是记者在捉耗子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我们这些生者仍要在生活的泥潭里跋涉前进，“西安市儿童医院医生收红包现场被曝光”（《华商报》3月2日）的新闻或许可以让人一抒胸臆，但那股痛快劲过后，却是更深的困惑和茫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如何惩处写得明明白白。但是有多少医院、卫生局在执行？记者有采访权，但没有执法权。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去掏别人的兜当场捉赃，这本来应是监管部门的份内事，却让记者冒着违法的危险狗拿耗子，可见相关的监管是何等的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呢？记者终归不是救世主，“职业道德指数已经排在妓女之后”的医疗界的拯救方案也不能指望由他们制定妥当。白衣天使努力向黑心魔鬼转化，正反映在当下中国，守法的成本比违法的成本要高。关键在那里，谁都明白。根源不在于人格堕落，而在于体制性腐败。

　　“印度比中国穷，可人家老百姓咋就看病不难？”（《上海证券报》3月2日）的评论文章同样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医疗体制弊端的曝光度已经让我们麻木得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愤怒了，外国的成功经验也引介得七七八八了，可老百姓还是吃不到定心丸，连望梅止渴的迹象都不明显。国外医疗费用是政府预算的大黑洞，在中国却是个人收入的大伤口。莫非医疗行业给GDP的不断增长做出突出贡献，相关部门就不管这档子事了？！

　　“指定”背后是否有玄机？

　　每年春节后一开学，孩子们的“压岁钱”去向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广东江门教育部门要求学生压岁钱须存进指定银行”（《新快报》3月2日）可说是“釜底抽薪”之举。相关部门真是有“责任意识”，深怕压岁钱把孩子们给“压坏了”，宁愿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把这笔钱给管起来。

　　此项活动的组织者已经开宗明义，“集中存进指定银行是为了支援地方建设，他们也会在一些学生文艺活动中给予我们资金支持”。想来他们是深以为这是为民的实事，可校方声明“决不强求学生参加”与相关部门的说法牛头不对马嘴，却无意中让公众看到宏大主旨下面的“小”来，“可能有的同学很困难，连五元钱都拿不出来，那班上同学就借钱给他参与，让他不掉队”（相关部门的说法），这个活动的“特色”可能就在于，借孩子的“压岁钱”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顺便在个人政绩上书写重重的一笔。

　　如果只是出于创造政绩的冲动也罢了，毕竟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而一个“指定”，性质却有变味的危险。有没有经过公开透明的招投标程序，从公开的报道不得而知。这样的“指定”即使是纯粹的行政指令使然，也有粗暴干涉存款人意愿的嫌疑。笔者不是银行业的专业人士，可在公开报道里也看多了“给贷款收回扣、拉存款给回扣”的行业潜规则被媒体和公众从暗处拎出来“暴晒”。如果拉到上亿的存款，依照行规该给多少回扣？这背后所隐藏的玄机可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而相关部门根据各校开展活动的积极性、普及面以及存款数进行评奖的做法，已经跟挖空心思打学生们压岁钱主意的商家没什么区别。只是商人的天性在于逐利，教育部

　　门专盯着学生的钱袋又为了什么？即使有着“发展侨乡经济贡献力量”的名目，又有现实意义——“有助于他们改掉乱花压岁钱和零用钱的不良习惯”，在学生家长的质疑面前，一切都让人感觉不太对劲。

　　在一项牵涉面如此之广（4万多名学生、储蓄总额1．5亿元）的措施出台之前，如果不能满足参与者的充分知情同意甚至议事权利，由此导致的教育部门与学生家长之间的矛盾上升到医患矛盾的激烈程度，那也并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