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遭争议：“急不得哟，哥哥”

　　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一封公开信，使本来就备受国人瞩目和关注的《物权法》争议更多，专家们也有点撑不住气了，又是联名上书，又是集体呼吁。特别是2月25日，民法权威齐聚人民大学，力挺物权法草案 ，质疑直指巩献田公开信。会上，不仅邀请了众多首都媒体记者参会，而且没有安排议程“预定”之外的人发言和提问。就连相关发言人的讲话也大都照“讲话稿”念。严肃程度可见一斑。 （见新华网报道）

　　因能力有限，不敢就《物权法》的具体内容说三道四。但单纯从表面现象看，我觉得专家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经历来：我们单位的人坐两辆车出去旅游，我坐在后面那辆车上，这辆车在路上因为出了一点故障耽搁了一会儿，修好后司机便十分着急，车开得飞快。坐在他身旁的弟弟（一个车上有两个司机）一个劲的提醒他“慢点”、“慢点”，他根本不听。车到一个危险路段，拐弯很多，突然迎面开来一辆大车也是飞快，多亏弟弟眼疾手快，“急不得哟，哥哥”，一脚跺住了刹车，这才有惊无险，人们都长长出了一口气。这件事过去已经好几年了，现在，面对人们对《物权法》等问题的讨论，我还是清晰地想起了当时的场景。

　　巩献田的观点未必只代表一个人，而单看这次会议，民法学权威们悉数齐聚人民大学，当然也是人数众多。足见，以《物权法》为标志，已经有众多的人开始真正用心关心我们的法制建设。不是说征求意见吗？不是说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看法吗？那好，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关心《物权法》，当然是好事。为什么不能因势利导呢？不管赞成也好，有意见也罢，大家都慎重一点，本着为国家、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说说，再互相听一听，这不好吗？

　　此前，曾有位专家说，“物权法是学界的心血，不懂民法的人应该等学懂了再提意见”。这我就觉得不合适了。专家们弄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金口玉牙”， 巩献田虽然不懂民法（权且这么认为），好歹也是个法学家，我们不是还有很多人连什么家也不是吗？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过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讨论中加深理解和学习呢？我们说民主讨论，如果说象巩献田这样的人都没资格说话的话，那全国到底还有多少人有资格呢？总不能是起草的同志们自己只征求自己的意见。

　　还有位专家是在其他场合说的，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也对，可这话不适宜应用在法律上。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可神圣的法律呢？法律总不能不投票。要不，咱请教专家先生，在民主社会里，有不经投票生效的法律吗？这是什么科学呢？

　　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大量严重的侵权行为，有“公”侵“私”的，也有“私”侵“公”的，也迫切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武器保护。可是，最严重、最迫切、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国有资产大量严重流失；是公家的东西一夜间变成私人所有；是形形色色的有权者巧立名目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是某些人的私欲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忙忙的通过一部“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什么类型的财产，都应平等保护”的法案，甚至，还有什么对善意取得、善意占有的保护等等，其中也许还有很多确实不很完善和很不完善的地方，不同阶层的人怎么能有一样的想法呢？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也是很谨慎的。他说，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大概就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谨慎行事－－稳稳当当的意思。可惜有很多人误解了，把“摸着石头过河”当成了冒险和蛮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倒不是要当事后诸葛亮，可回过头来看，假如我们在当初推动改革的时候，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等，就能有更细密的设计蓝图，就预想出种种可能遇到的情况，并事先设计好几套防范措施，形成相对完备的配套机制，我们今天的情况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前几天，《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农村建设慢不得也急不得》。其实，何止只是新农村建设，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如此。“欲速则不达”。想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等等，我们的教训还少吗？

　　“急不得哟，哥哥”，我不是主张慢，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可是，我们也要尽量少犯些错误，尽量少“返工”。特别是制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越需要谨慎，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