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试图拿“体制”说事

　　■胡志勇

　　“西安市儿童医院医生收红包”甫一曝光，便一石激起千层浪，盖缘于“看病难、看病贵”已触动了民众最根本的利益需求。就在西安市政府以此为契机开始部署专项整治、民众以此为标本见仁见智的时候，一种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当事医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生收回扣“根源在于体制和机制的不合理”，“单纯依赖一个单位根治不了”。这

　　理是没错，在改革的大背景下，触动公众神经和利益的任何事，十有八九都能引到“体制”上；但对于“医生收红包”一事，管理者更应扪心自问的不是“为什么、是什么”，而是“怎么做、做什么”。如果任何事都拿“体制”做挡箭牌，那么任何改进、改善都可能陷入一种“无物之阵”———问题无处不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最终无功而返，为问题的放任自流找到绝好的台阶来下。

　　笔者以为，“医生收红包”事关体制，但更关乎道德、法律和管理。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相信但为“白衣天使”者，没有几个不知道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在几千年前，人类很多地区或许还处于茹毛饮血阶段的时候，一种源于人类本性的道德之水就开始在当时的“医生”内心汩汩流淌，就开始为“医生”这个很中性的词烙上深深的道德印痕。从希波克拉底到亨利•杜南，从华佗到李时珍，从柯棣华到白求恩，伟大的背后不仅是伟大的医术，更是伟大的职业道德精神。因为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信息不平等，能让两者实现和谐的关系，首要就是依靠医生强烈的自律意识。医生云集的医院好比一个硬币，经济层面的正常运营是一面。任何一个有着基本道德良心的医生，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风云变幻，都没有理由把“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抛于脑后。

　　当道德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颓废时，法律就必须介入进来，法律不是治本的良策，但法律是保证这种道德的颓废不至于侵犯公众权利的最后保障。

　　去年下半年始，从四川36名医院院长落马到前不久河北顺平县6名医生被判受贿罪，一场“反医疗领域腐败风暴”已经掀起，医药购销领域的贿赂与受贿成为今年“反商业贿赂”的重点。因为司空见惯的医疗“回扣”问题已成为造成商业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医疗卫生领域的“收回扣风”需要法律的硬规范，但更需要道德的软规范。在一个庞大的系统里，大环境的改善需要宏观层面的体制变革，也需要微观层面每个医疗机构的自我变革，和谐的环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无不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个人道德自律、矢志不渝的机构自我完善汇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