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日前向媒体发布了其最新发现：“收‘红包’医患关系更和谐！”现实中很多病人在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3月3日《南方都市报》）
“吴式红包和谐论”堪称“一鸣惊人”之论！吴教授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呼吁大家要为医生手中的红包“平反”和松绑，以促进“医患关系更和谐”呢？他表示，“在日本，很多病人手术后会当着其他人的面给医生送‘红包’，送‘红包’的人越多，医生越自豪，这是他医术的体现。”同时，他还说，红包能保障医生的收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生都是中高收入群体，不然人才会流失，医生也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收益。”原来如此！吴教授之所以呼吁社会为红包松绑，原来主要出于对医生既得利益的考虑，以求医生除了丰厚的薪金，更当有不断红包滚滚来，以此来留住人才，防止医疗人才流失呀！如此，不是腐败有理论的翻版嘛，实在没什么新意可言！
不过，吴教授在考虑为红包松绑之前，不知是否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旦红包合法化，患者一方的利益又将如何保障？因为红包一旦合法化，不管是“术前要”还是“术后送”，也不管是送红包的患者之腰包是否殷实，恐怕大都得对医生有所“表示”才是，毕竟多数患者不愿也不肯对自己的救命恩人背负不仁不义的骂名。于是，问题就来了：其一，“术前”和“术后”界限难分明。对于那些钱本就不凑手的患者而言，红包虽是“术后”送出去的，但钱却可能是在“术前”就开始筹集的，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红包，无论是“术前送”还是“术后送”，对患者的意义也都是一样的。其二，“红包”作为“商业贿赂”的品种之一，既然医生可以收，那么护士可以不可以收，其他行业的人可以不可以收，假若都放开了，这种红包大出笼的空前局面，果真能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吗？其三，当“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危及当今社会和谐的一大“显患”时，新的红包大流行到底是会加重此种情形，还是会消除此种情形呢？
所以说，“吴式红包和谐论”假若说还有那么一点讲得“通”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为红包松绑，起码对于医生这一特定社会群体而言，是会产生一点“和谐”的作用和功效的，只不过这点功效也仅仅限于医生这一固有群体而言罢了。故而“吴式红包和谐论”所讲的“和谐”，实乃属仅仅造福于医生特定群体的“单向和谐”而已，又关正在经受“看病难、看病贵”的普通患者何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