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碑一帖百代魂

　　陈燮君作品集书法的原点、故乡在中国。这次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办，中国书法史上的众多名品钜制在阔别多年后“回家”欢聚，令艺术史为之续篇。“鸟筑巢，人建屋”，是一种家。文之根，艺之源，也是一种家。后者的“家”更见风骨琴文，更为牵动心弦。书法艺术在源出中国之后，随着时空的延伸而超越国度，编织着文化传播的牧歌。中日书法在文化交流中一枝双葩，交相辉映。纵览千秋，细读珍品，感慨艺史，赋诗一首：丙戌春日集稀珍，一碑

　　早在唐代，随着邦交活动与民间往来的开展，中国的书法艺术渐播域外，日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从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到乾宁元年(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日本前后共派遣了20批“遣唐使”来华，其中包括押使、执节使、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以及史生、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东师、画师、留学生和学问僧等，约有五千余人。使团中除了专门负责文书抄写的史生，其他人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也大多通晓经史，擅长文艺。这些使者受到皇家的礼遇，而他们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非常折服。在这些使者中，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贡献最大的要算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通常比较长，少则几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有终老于中国的。他们汲取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养分，回到日本，整理日本文字，分别利用汉字书法中楷书的点画和草书的偏旁，制造出片假名、平假名，从而使特属于日本文字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中、日的交流不仅让书法艺术远播海外，也使许多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家的杰作传入异域，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散播芬芳。

　　我们有幸在东京、上海两地举办书法珍品展，参展文物共有130件，不仅展出中日两国珍藏的中国古代书法名迹，而且展示日本本土书法大家的作品。尽管中、日有着各自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但溯其根本，仍然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根源，而中、日的书法艺术，更是同源演绎，一枝双葩，隔海相望，各自妖娆。这些历经沧桑后汇聚在一起的艺术珍宝，见证了两国的悠久历史，也将见证她们美好的未来。

　　日本古代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从奈良、平安、室町、桃山至江户时代日本书法史上的主要巨匠作品，较为系统地展示了中国书法对日本书法的巨大影响。奈良时代有圣武天皇的名迹；平安时代前期“三笔”之一的空海奉派遣使中国，不仅带回了佛教旨义，而且学回了中国书法的精髓，学唐代诸大家并自成一家，参展的空海代表作品有《金刚般若经开题》等3件；号称平安时代后期“三迹”的珍品有小野道风的代表作《唐诗断简》、藤原行成的《白氏诗卷》、《书状》等。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宋拓的秦《泰山刻石》(165字本)是难得一见的国之瑰宝。秦始皇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先后多次出巡，立石刻辞，计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颂和会稽刻石共七处刻石。关于泰山刻石，一般认为，秦始皇于即位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泰山。群臣请立石刻铭，颂秦之功德。秦二世于即位当年(公元前209年)巡行先帝各刻石之地，复补诏书和从臣姓名。《泰山刻石》为四面环刻，前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二世诏》。书体为小篆，传为李斯手笔。书法圆润严整、质朴大气。目前传世存字最多而比较可信的拓本为明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江苏无锡安国的藏本，安藏《泰山刻石》共有两本，一为165字本，一为53字本，均为宋拓。两个本子于民国间流入日本。《泰山刻石》(165字本)的展出，无疑有助于研究我国最早的纪功刻石，进一步探索《泰山刻石》的流传经历和依附于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还藏有几件重量级的王羲之书迹唐摹本，下真迹一等，稀若凤毛麟角，珍如拱璧明珠。宫内厅所藏的《丧乱帖》是王羲之的一幅尺牍，文书俱妙，内容是一篇优美的文章，而其笔法精妙，淋漓酣畅，结体多欹侧取姿，奇宕潇洒，章法自然疏朗，动态呼应，是王羲之所创造的书法体势的典型作品。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之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在唐代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史籍记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帝室保存。”

　　宋代书法，虽苏黄米蔡四家并称，而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影响为最大。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洵之子，辙之兄，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诗、文、书、画俱成大家。苏轼的书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多见“尚意”。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在《文述》中自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在《答谢民师书》中又说：“大略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的《行书李白仙诗卷》作于元祐八年，时年五十八岁。此诗卷用笔气势浑厚，苍古劲健，“信手自然，动有恣态”，是苏轼受颜真卿、杨凝式两家的影响，又变古创新的行书作品。

　　黄庭坚，字鲁直，号清风客、山谷道人、山谷老人、涪翁、黔安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其诗专学杜甫、韩愈、句律兀傲。在书法上力创奇崛的艺术风格。宋徽宗赵佶评说黄字：“黄书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刘熙载在《书概》中说：“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言韵也。”沈周说过：“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黄庭坚的《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用笔紧峭，结体雄健，自然生灵，富于变化，深刻反映了黄庭坚的书艺特点。

　　米芾，字元章，本是襄阳人，后来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所以《宋史》传说他为“吴人”。自号有“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宋史》说他“特妙于翰墨”，既沉着，又有飞动之势，得王献之笔意。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赞赏米字：“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上海博物馆藏《多景楼诗册》是米芾为镇江北固山巅多景楼题诗所书，笔法超逸入神，刚健中有婀娜流丽之妙，历来传为米芾传世大字行书的杰作。整幅作品诚如苏轼对米字的评语，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要以一个展览撑起恢宏的书法艺术发展史，谈何容易!然而，中日书法珍品展所展稀珍囊括商代牛骨刻辞、西周簋鼎铭文、战国石鼓文、秦代泰山刻石、东汉西岳华山庙碑，晋唐宋元明清，一路走来，大家林立，门类齐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沉甸甸的书法艺术发展史被硬朗地撑起!徜徉于中日书法珍品展，无疑是从悠远的书法艺术发展史的深处走来，快捷而不失庄严地走过了漫长的书法艺术演变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