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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后人史学家与编导揭秘 乔家大院的兴衰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5日12:45 生活报

  本报记者 孙达

  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观众对山西乔家的发家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电视剧的拍摄地点乔家大院也充满好奇。这座民宅是怎么来的,谁建造了它,乔家的后人现在又去了哪里?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乔家,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乔家第七代传人乔燕和女士、山西省祁县县志办主任武殿琦、电视剧《乔家大院》导演胡玫以及编剧朱秀海。

  乔家的兴衰史

  据山西省祁县县志办主任武殿琦介绍,乔家的创始人乔贵发,也就是乔致庸的爷爷,出生在清朝乾隆初年,他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人。当时,乔贵发只身一人,没有产业,生活很落魄。乔贵发为谋生“走西口”,到包头闯天下。经过几年奋斗后,陆续开了杂货铺、车马店和旅店等生意。乔贵发晚年回到山西祁县老家,修建了一处宅院,这就是乔家大院第一座宅院,后人都叫它“老院子”。乔贵发共有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三个儿子,他们在包头经营家族生意,但发展得比较缓慢。其中乔全美所生的儿子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也是乔家最有魄力的一代传人。

  乔致庸1818年出生,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但算不上富贵人家。乔致庸活到89岁,创造了乔家的鼎盛时期。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修建乔家大院。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5个是续弦,有6个儿子,其中5个都在他之前离开人世,最后一个儿子在乔致庸死后3年也去世。乔致庸共有11个孙子,其中一个夭折。乔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当时人们把乔致庸的10个孙子称为“祁县十大少”。

  在所有孙子中,乔致庸最看中的是乔映霞,乔致庸去世后,乔家就由乔映霞当家。但乔映霞因婚姻等家庭矛盾受到刺激,后来处于疯癫状态,这个大家族再无人有能力继续掌管,于1930年分家。1937年,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乔家人纷纷逃亡,离开乔家大院。在抗战中,乔家出现了抗日英雄,第六代中的乔倜英勇牺牲。

  家规店规非常严格

  从创业的乔贵发往下排,63岁的乔燕和是乔家的第七代后人,现在是这个大家族的召集人。退休前,乔燕和是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花旦演员。乔燕和小时侯一直与爷爷乔映霞住在一起,乔映霞是在她13岁生日时去世的。

  乔燕和说:“电视剧里的乔致庸是我爷爷的爷爷,他管理家族产业的时候,也是整个家族最盛的时期。乔家大院兴旺时住着乔氏三代60余口,佣仆250多人,还有私塾教师、账房职员等。乔家和晋中的曹家、渠家、常家都有联姻,存在亲戚关系。”

  据乔燕和介绍,乔家富了几代,打破了常言说的“富不过三代”的规律,因为乔家家规非常严格,有“六不准”。首先规定的就是不准纳妾,并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数代乔家人也都遵循这些原则。除了家规外,乔家还有店规,都相当完善。比如说,乔家自己的人可以当东家,却不能当“业务经理”,也就是说,可以请外姓的优秀人才来管理,却不能完全由家族来掌管。乔家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乔致庸的孙子辈中,除三人仍经营族业外,其余人既不经商也不从政,就以股本分成,把相当多的部分作为教育经费。

  《乔家大院》编剧朱秀海说:“乔家当时已经提出股份制改革,他家佣人可以参股,这是非常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和管理机制。乔致庸以德选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两银子,有的拾钱自己留下,乔致庸以为此人不可用;有的过而不拾,乔致庸以此看出这人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可以做掌柜。他们的家族重文化教育,高薪聘用教师,佣人也要学习。”

  乔家在当地很有口碑

  在拍摄《乔家大院》前,导演胡玫曾到山西走访,从当地人口中了解到乔家的口碑和善德。

  “黄河几次发大水,冲到山西省来,都是乔致庸放钱赈济灾民,乔家开粮发粥,当时广传清政府赈济灾民放粥的口谕,‘发放给灾民的粥,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能散,放在碗里,插上筷子不能倒。’事实上,这句话是乔致庸说的。乔家对仆人也特别好,他们有严格的家规限定,从不打骂仆人,仆人家里有天灾人祸,乔家一定给予钱粮补偿。乔家待邻里也相当厚道,乔家的狗在门口咬了人,家里的太太都跑出来和人家道歉。”胡玫导演告诉记者,这是她在走访中听当地人传颂的,只是有些情节她没有表现在电视剧中,因为害怕观众感觉太假,而这正是当地人真实传颂的乔家善举。

  乔家后人在哪里?

  乔家先人曾创造了那样的辉煌,那么乔家后人都在哪里?生活得怎样?乔燕和说,从她父亲这辈起,大多数家人都离开了山西,而她是1990年才随父亲乔铁民第一次回到了象征着家族荣誉的乔家大院。

  乔燕和说:“1938年,日军进入祁县,乔家为躲避战火,举家到京、津一带避难,我就是在天津出生的。现在,乔家已是第九代了。乔家后人大多都是公职人员,属于工薪阶层,普通而平凡,但也重视教育,20个子女中出了2个博士、3个硕士和12个大学生。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北京,因为人太多,工作也忙,在商议家族事务时,只好各家派一个代表参加。现在每隔几年,家族的成员会一起去大院聚会,也是对前辈的一种怀念。”

  (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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