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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工作站值得推广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6日09:32 南方新闻网

  人大代表工作站值得推广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称,深圳做法解决人大代表精力不够问题,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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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深圳设置人大代表工作站与联络员的做法引起了全国人大法学专家的关注。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学专家、全国人大代表王利明评价认为,深圳的做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民主进程都有帮助,值得推广。

  王利明除了在全国人大任职之外,还身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也是《物权法》的起草专家。在昨天的采访中,他向记者表示,虽然他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但由于身兼多职,使得他很少有时间去与普通市民进行沟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与王利明一样,很多人大代表都很难从繁忙的本职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履行代表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王利明认为深圳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深圳这种做法既解决了人大代表面临的精力不够的问题,也可以缓解一些社会矛盾,对于构建

和谐社会和推进民主进程都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好事。”他说。

  他表示,将选择适当的场合与时机,向全国人大介绍深圳的做法,并建议推广。

  在全国“两会”上,记者发现,通过人大代表工作站、代表联络员密切联系基层的试验,还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也在做,时间甚至比深圳还早。昨天,记者见到了

义乌民营企业家周晓光,她的做法与深圳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唯一不同的是,她最初的想法完全是自己萌发的。

  代表看法

  设工作站能弥补代表非专职化的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吕雷:这是一个从下而上的好创新,中国人大代表非专职化,设立社区工作站能够弥补因之而产生的一些不足。很多来自基层的好的创新,如果被中央高层重视之后,会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南山区人大的做法值得赞赏。但也不能有一种新的东西出来,马上全国一起学。如果要向全国推广,还需要再总结经验。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模式很难适应各地的情形。

  在经济不发达地方推广会遇资金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射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姜德明:人大代表一般只在自己专业内接触的人多,通过调研也能了解很多信息。当然,如果能有社区工作站和联络员会更好,能够促进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我只是担心资金问题,在经济不发达地方推广这一模式,可能会遇到资金瓶颈。

  如果条件成熟可在立法中有所体现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佀志广:这是一种创新的方式,可以帮助代表了解民意,有利于代表更好履行职责。目前深圳、广州等地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如果条件成熟了,我认为可以在立法中有所体现,让它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

  两地做法对比

  相同点:

  都是建立人大代表和市民的沟通桥梁的试验。

  不同点:

  设立初衷:深圳最初是由热心居民自发参与,推动了工作站的建立。而浙江是由人大代表周晓光自己萌发想法并创办联络点。

  人员组成:深圳月亮湾人大代表工作站是由月亮湾片区内居民自发组织设立。而浙江由6名退休下来的老干部、老教授担当联络员,并在电视上进行了广告宣传。

  接待对象:深圳月亮湾人大代表工作站主要是针对所属辖区居民的意见,向辖区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反映。而浙江则主要面向社会征集可以提交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

  人物对话

  深圳联络员就是人大代表的秘书

  人大代表联络员敖建南说,工作站是让大循环变成小循环,节约政府部门时间

  敖建南

  49岁,男,湖南人,1999年病休。现为某企业股东。2002年底发起成立“月亮湾人大代表工作站”,2005年4月工作站正式挂牌。

  记者(以下简称记):工作站从2002年开始运作,开始是怎么提出这个构想的?

  敖建南(以下简称敖):2002年因为垃圾发电厂要搬到月亮湾片区,业主们都担心会污染环境于是向政府部门反映,后来区里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5名居民出国考察垃圾发电厂。因为这次考察我们也认识了街道办的党工委书记张联辉,他也是人大代表。回来后,我就问张书记,以后有其他事情是不是能直接找代表们,张书记说那你们以后就当联络员吧,有什么事给代表打电话。有了联络员的身份后,我们就找一些人大代表谈小区存在一些问题,经常来往。

  记:有没有统计4年来办过多少事情?

  敖:具体落实的事情就有100多件,还有许多是推进的事情,政府很重视我们的提案。

  记:平时联络员都怎么工作?

  敖:联络员是人大代表的秘书,人大代表没有专职化,他们没有时间,我们就帮他们从业委会、

物业管理公司收集意见,调查时把情况录像下来,把第一手资料给他们看。而且我们还要帮着想办法提出建议,有必要的时候还要找专业人士问问。

  记:联络员与人大代表有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敖:没有,代表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人大代表就是我们的头,就是我们自己的代表。

  记:有人认为你们是用民意要挟政府做事情,你怎么看?

  敖:绝对不是这样,通过这样运作,我们没有给政府找麻烦,也绝不会要挟政府部门,我们和他们关系很和谐。现在是我们收集了意见直接和部门联系,他们也希望我们协助他们的工作。以前是居民投诉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向政府反映,再由政府将任务分给具体职能部门解决,现在居民通过人大代表工作站直接和职能部门联系,变大循环为小循环,也节约了许多部门的时间。

  浙江设联络员后议案逐年增多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自设联络点并打广告宣传,接收社会建议意见

  周晓光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会长,义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曾当选2005年度“十大风云浙商”,2003年10月自设人大代表联络员办公室。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周晓光(以下简称周):我是2003年1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在当年3月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时,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也讲不出来。当时只带了5个建议、意见和议案,提交上去后,结果议案一个也未被列进去,因为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要求很高。当时我就感觉很对不起大家,觉得代表没当好,没有履行好职责。回来后,在与省、市人大领导沟通时,我就萌生了为自己设立联络点和联络员的想法。

  记: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成立联络点,设立联络员的?

  周:是2003年10月,当时请的共有6个退休下来的老干部、老教授,政府也很支持我,专门给了一间办公室,每天都有一个联络员现场办公。到了2004年春节时,我在电视台花了8000元打广告,面向社会征集可以提交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意见,并公布了联络点的地址和电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记:这些联络员都是义务帮忙,还是需要你花钱聘请?

  周:大部分都是义务的,只有常在那里办公的一位需要我支付一点吃饭的补贴。

  记:成立了联络点之后,效果怎么样?

  周:联络点成立之后,我们7个人会阶段性地一起开会、锁定一些调研的题目,研究议案的写法。广告打出去之后,最多的时候一天都要接上百个电话,一两个月时间就接到了上千封信,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到了2004年的“两会”时,我被采用的议案就有8个、建议意见30多个。2005年更多,18个建议意见、28个议案被采纳。今年更胜往年,带来了将近40个议案,15个建议意见。

  记:冒昧地问你个问题,你在做这件事时,主要是想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还是更多的有为企业打知名度的考虑?

  周:我觉得跟我的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所有媒体来采访,我都不带他们到企业去,全部都在联络点采访。因为我们的企业还很小,不需要知名度,再说我们的产品一直都供不应求。我就是觉得我们义乌已经15年没有全国人大代表了,我是这一届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你想想我的责任有多重?

  记:广告打出去之后,有没有很多市民找你上访,让你们接待不过来?

  周: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但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把好关的问题。我是人大代表,不是包青天,因此,我们更关注普遍性的问题,尽量避免一些个案。如果碰到有很多老百姓上访的情况,我们也会耐心地聆听,还是以做思想工作为主。

  记:对于你的这种做法,你后来有没有讲给全国人大、省人大和其他代表听?他们有没有兴趣学习借鉴一下?

  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兴趣,我从来也没有汇报过这件事。因为每个代表都在不同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说我这个做法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好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斌任笑一韩福东田霜月

  图: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卢汉欣摄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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