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学术明星 《百家讲坛》走红背后的故事

　　曾排收视榜 末端

　　创办于2001年7月的《百家讲坛》是与央视科教频道同时诞生的，最初的定位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由于第10套节目同时开办了很多栏目，所以《百家讲坛》最开始并没有一炮打响。那时的《百家讲坛》就像一个大杂烩，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乃至饮食起居、养生保健，几乎全都进了“讲坛”，但收视率很低。

　　随后，第二任制片人聂丛丛走马上任。以“一所汇集名家名师的开放大学”为定位，注重主讲人的“名”，并坚持学术的品位。尽管栏目组都很努力，但收视情况却一直不佳，在实行“末位淘汰”的央视，《百家讲坛》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2004年9月，《读书时间》被央视“末位淘汰”后，《百家讲坛》的编导们意识到自己的栏目再不调整改变，找到突破点，最终也会被淘汰的。第二任制片人聂丛丛找到了北京市社科院的阎崇年以后，坚持让他一个人把《清十二帝疑案》讲完，终于使《百家讲坛》找到了收视增长的突破点。

　　第三任制片人万卫说:“这个突破点就是在电视上传播传统历史文化知识。邀请能说的名家，选择好话题，把话题说透。”

　　《清十二帝疑案》 带火节目

　　从《清十二帝疑案》开始，节目组渐渐地摸清了这个节目的规律，那就是让一个主讲人连续讲，成系列，摒弃原来一个主讲人只讲一次的做法，而且在选题、定位上更贴近观众兴趣，在制作手法上更加符合电视节目的规律。

　　《百家讲坛》的风格自阎崇年开始改变，可以说实际上是市场规律引导《百家讲坛》走上了这一步。

　　万卫说:“《百家讲坛》节目的资源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以前一个选题就做一期节目，这当中有很多的浪费，而现在要把节目往深了做，把一个选题吃透、挖透，一个和王申可以做十期，《红楼梦》当中一个秦可卿就做了十三集，这样一来观众的满意度上升了，他会觉得看《百家讲坛》非常值，而且一看就上瘾。”

　　悬疑的讲述方式

　　《百家讲坛》在探索节目的制作中慢慢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通过这个节目向公众传播更多的文化，让专家为百姓服务，为初中以上水平的老百姓制作节目。

　　定位明确后，必须要调整节目的表述方式，要求专家们在讲述的时候必须抛弃他们原有的学术讲述方式———大学讲义，研究文本。他解释说:“《百家讲坛》讲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思想与叙述并重。以前的大学老师讲课，他事先要给你很多阅读的东西，他讲课的时候其实就是分析，这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电视的口播节目不是合理性抽象分离的，抽象分析对我们来说画龙点睛就够了。”

　　《清十二帝疑案》成功夺得10套收视率之首之后，栏目组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研究总结栏目成功的原因，讲述者阎崇年和栏目的编导们一致认为，正史和野史相结合，以及在讲述中设置悬念正是《清十二帝疑案》成功的最大“武器”，主持人在节目中以悬念贯穿，再一步步揭开“包袱”以吸引观众，这些“桥段”的设置是引起观众兴趣的起始点。

　　万卫说:“这种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讲座节目和论文的不同地方。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开始专家们做不到。讲出来的东西就像在给观众灌输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先是提出个观点，然后四处旁征博引论证观点。这样的讲述方式既乏味又很累。”

　　万卫举了个例子:马瑞芳是山东大学的教授，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的专家，在学校讲课非常精彩。《百家讲坛》希望能做一个《聊斋志异》揭秘，她表示愿意合作，很快就把讲稿传给节目组。

　　她传来的第一遍讲稿，学术性太强，观众根本听不懂。于是我们就向马教授提出要求，比如多讲细节、多说故事，但马瑞芳却认为自己是教授、学者，怎么能讲这么通俗的东西呢?不过，经过编导组长时间的磨合，马教授终于接受了栏目组的建议，推翻了起初流水账式的讲法，以悬疑始，以悬疑终。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马瑞芳也大为惊奇，她说，没想到这样讲课，效果会这么好。

　　不参与学术之争

　　去年，由《百家讲坛》带来的学术争议最热烈的要算刘心武的红学研究，由于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中“揭秘《红楼梦》”，一时之间在红学界引起不小的争论。不少红学家认为刘心武利用央视资源进行“歪门邪说”，有“误导观众”的嫌疑。对此，万卫告诉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百家讲坛》顾名思义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认为“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他们给各个名家都有演讲机会，像《红楼梦》，不同意见的学者专家不都在他们论坛上发表过演讲吗?万卫还说不要小看现在的观众，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而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本来就是陶冶情操的，没有谁对谁错。

　　打造学术明星

　　即便刘心武当年写《班主任》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今天他研究《红楼梦》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和争议。阎崇年先生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出版了22本学术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但是他的知名度也仅仅是在学术界。而他最近的一本书《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一年内就再版了15次，一本历史学书籍，销量超过32万册，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山东大学中文系马瑞芳教授一直是研究《聊斋》的专家，她以前写了八九本关于《聊斋》的专著，以前的书最多也就卖一万本，而她最近出版的《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后一个月就再版了，而且还带动了她以前的书热卖。这三个人的书突然热卖，都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把他们推成了学术明星。

　　万卫说:“学者出书获得利益我们是非常支持的，必须让他们感到走进大众中会获得利益，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缺的。我实际上也在帮助他们最大化获得利益，我们叫实现多赢，通过他们体现出我们栏目的价值，他们讲完之后体现出个人的社会价值，出版社通过我们的书获得最大效益。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跟我们联系，要求出书。”

　　《百家讲坛》的制作观念提高了节目收视率，而且还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万卫对栏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品质定位是: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很多学者一辈子的研究成果没有被认可，但通过我们的节目使他们火了。明年我们还会有‘三国现象’、‘大清开国现象’、‘西厢记现象’……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文化现象。”作者：兰岗姚曼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