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拿“政疾”当“政绩”

　　时报新闻眼 椿桦

　　由官方公布所管辖范围内存在多少弊端或者阴暗面，这在很多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近些年来，这种做法已见惯不怪了。看了“四川目前仅两个市州和很少几个县未发现黑恶势力”（《天府早报》3月4日）的新闻后，我发现，其实“政疾”也是可以创造“政绩”的。

　　一个省的黑恶势力不能泛滥到这种地步吧？人们在震惊之余，却听到了四川省领导的讲话，这位领导说，四川省打黑除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较大成效，“虽然我省黑社会组织少，但收取保护费的现象较多。”这两句话显然令人一头雾水，但我认为我听懂了。我想，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越恶劣，越能增加当地官员未来的表现空间，因为，一个庞大的数字哪怕是降一点点，都足以表明为官者的成就。“全国去年4.1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因职务犯罪被查处”（《新京报》3月4日），同样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但是，检察机关补充说，这个数字较2004年的43757人和2003年的43490人有所下降。这个降幅确实难以令人满意，但职能部门的“政绩”总算一目了然吧！

　　从前，一些地方比较热衷于创造正面数字，用形象工程或肥皂泡般的GDP数据来显示“政绩”。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常常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发作。于是“政绩”暴露出“政疾”，为官者的难堪便在所难免。现在，有些人反其道而行，先将“家丑”进行丑化，再慢慢来美化，这样工作起来就没那么大压力：反正，这个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管好了功劳大大的，管不好，则求无过。

　　公布“政疾”固然是政务公开的一种必要，但是，国家对“政疾”监管不能无章可循，应当像对待“政绩”一样加强审计监督，不能让“政疾”无限期地成为执政能力的遮羞布。

　　兔子型公务员是不幸的

　　肥胖是否官员腐败的标签？这在科学上没有结论，但民间却早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人们普遍认为，官员的肥胖与大吃大喝有直接关系。有鉴于此，“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缪寿良提出建议，为防止大吃大喝，应当控制公务员的体重”（《新京报》3月4日）。这个提案似乎表明，公务员的体重已到了不得不依靠建章立制进行限制的地步了。我想，这个提案能不能通过，公务员队伍中必然都会有那么一部分人要受点委屈了。

　　在中国的特困时期，官员与平民形象的区分的确可用体重来判断，套用萧伯纳的话来说，官员的肥胖就是平民消瘦的原因。可现在不同了，社会的进步使生活条件较好的一部分人先胖了起来，平民与公务员的肥胖比例越来越接近平衡。一年多以前，有调查显示，近六成北京人体重超标，八成35~75岁的哈尔滨人体重超标。这两项调查都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儿，可是，关于北京有四成公务员体重超标，深圳公务员体重超标打工族出现偏瘦的调查结果却引发了社会的不满。为何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还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性心理在作怪：市民的肥胖比例高于公务员是允许的，但公务员比市民胖就不允许，比打工族胖也不行。假如拿公务员与流浪乞讨者相比，那公务员的“腐败”形象简直就要爆棚了。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立法控制公务员的体重显然有失公平，对遏制腐败甚至可能有副作用。毕竟公务员首先是一个公民，别的公民可随意吃喝，为政府干活的公民却要勒紧裤腰带吃喝？建议立法的理由是担心公款被吃掉，其实只需财政捂紧口袋就行，否则，吃喝风是刹不住的。反正吃胖了可以花钱去用高科技快速减肥，有钱吃，当然不愁没钱瘦身。你看，腐败没控制住，反而又多了一块腐败土壤！

　　再从科学方面来看看控制体重的不科学。对于一些本无大吃大喝习惯但始终肥胖的公务员来讲，别说还没吃喝就已违规，仅社会议论就够他扛的了。国家心血管病科研领导小组组长洪绍光教授在中南海开讲座时有一段有趣的讲解：让鸭子吃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蛋黄拌猪油，结果很奇怪，鸭子天天吃，胆固醇不高，动脉也不硬化，更没有冠心病，而兔子一喂就动脉硬化个个得冠心病。可以想象，一个兔子型公务员，哪怕他是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官员，都难免被人戳脊梁骨。可见，拿法律与道德来约束人的生理特征，是有违科学与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