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晴隆县有一个名叫何艳的女孩，跟中国贫困地区的很多农家女孩一样，由于家庭贫困，她小小年纪就徘徊在学校门外。
    2002年乐施会在晴隆县开展了一个基础教育项目。何艳因此获得了读书的机会。项目工作人员问她长大后的志愿是什么，她说是到深圳去打工。
    在小何艳的世界里，周边遍布工业厂区的深圳无疑是一个改善生活、实现梦想的天堂。
    “假如日后何艳真的到了深圳，却碰上一家克扣工资、不注重职业安全的企业，她不但无法改善生计，甚至可能受到工伤，最终成为家人的负担。”
    对小何艳来说，上面的遭遇只是一个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已经成为很多打工妹们的现实命运。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企业的行为会影响贫穷人的生活。”乐施会中国部传讯统筹邹崇铭对当前打工妹的命运并不感到十分乐观。他说，企业若不负起社会责任，各种机构和组织的扶贫工作最终只是徒劳。
    实际上，邹崇铭所提的问题暗示了乐施会在实现“助人自助、对抗贫穷”使命中的一个新选择——把合作伙伴范围从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扩大到企业界，倡导他们在减贫议题上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CSR成为2005年度关键词

    邹崇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说，在中国内地，每年都会涌现很多“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标志着当年的热门话题或者潮流焦点。
    “在2005年，无论对国内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以至不少民间团体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关键词！”
    稍加留心，人们就能发现，2006年以来，原来一直在边远山村扮演着“扶贫”角色的乐施会频频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关键词亲密接触。
    2月22日和24日，《中国新闻周刊》和《公益时报》各自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前者设置了4个分论坛，乐施会资助了其中的“慈善制度创新”分论坛。24日的论坛是乐施会资助的2006年度的常设性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的首次论坛，每两月举办一期，每期设置一个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主题。
    致力于消除贫困而且行事稳健的乐施会为什么也不甘落后紧跟CSR之风？
    “我们乐施会的钱都是筹来的，每花一分钱都要产生一定的效果。比如中国山区有些孩子的念书机会不多，香港就有市民捐款支持他们上学。捐资助学这个事情也是大家都能看到效果的项目。”
    在2月24日公益时报主办的论坛上，香港乐施会副总干事陈家明解释，乐施会和公益时报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把钱用在这个上面，就是让别人都看到，社会观念的改变对减贫有很大作用。如果都停留在农村生产力不高的状态，我们就只能把钱往农村送，这样很难改善他们的处境。但是通过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能够带动社会上很多改变。也许，通过企业来改变劳工和社区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
    “对乐施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一个跨主题的大课题。”3月3日，在乐施会中国部的北京办事处，传讯组干事曾萌华博士告诉记者，“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劳工的权利问题，还涉及到消费者、社区、环境等很多群体的权益，这里面有一个公益链。企业是这个公益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我们实现减贫目标不可能逾越这一环节。”

通过CSR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其实，在CSR成为关键词的前些年，乐施会就开始以贸易公平和劳工权益为切入口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我们主要通过合作伙伴，在流动人口多的社区，为打工者提供一些诸如培训、咨询之类的服务。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深圳两个地方，因为那里工厂区比较大，而且９０年代末的时候，劳资冲突也是最尖锐的。”
    在广州，乐施会和许多关系劳工问题的组织合作。比如说，乐施会与广东省妇联合作，就是以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在12个工厂里建立了流动学校，专门对女工进行培训，加强他们的生存技能和法律意识。
    不过，直到2005年11月，作为第三部门的乐施会跟企业的直接接触还不是很多。“我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到了华南劳工身上，不意味着我们忽略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跟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曾萌华说：“我们也希望维权的时候，企业能允许我们到工厂里去开展活动。”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需要社会三大部门的协作。”曾萌华透露，以前，乐施会的重点合作伙伴是国内的草根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助人自助，所以我们强调NGO的能力建设，希望培养起一批成熟的本土NGO。”
    2005年起，乐施会开始积极、主动地资助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会议和项目，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与三大部门尤其是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CSR要有全球视野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援助组织，乐施会有六大工作目标，即可持续的生活权利、获取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利、保障生命安全的权利、意见受到尊重的权利、两性平等及多元化的权利、做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前5个目标都是很具体的发展项目，世界公民是一个公众教育项目。主要是希望人人皆能参与改变导致贫穷的不公平制度。”曾萌华解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导致贫穷的一个重要的不公平制度就是贸易公平问题。
    据了解，自2002年开始，不同国家的乐施会在全球各地推行“贸易要公平”倡议活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同心协力，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市场规则。2003年，“贸易要公平”探讨不公平的全球咖啡贸易，指出现行咖啡贸易大部分的利润，都落入咖啡焙炒商的口袋里，令全球近２５００万名咖啡农民长期为生计挣扎。2004年，乐施会把“贸易要公平”扩展至全球成衣业的采购模式。乐施会的研究显示，不少零售商和品牌公司将订单分派给中介机构与贸易公司，他们只管把相关的生产成本和风险，全数转嫁给生产商；而生产商则迫于无奈，把这些成本悉数转嫁给妇女劳工。
    邹崇铭介绍，“乐施会的工作已获得大量跨国企业的肯定，他们正逐步将我们的意见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中，并维持持续的交流和对话。”
    “我们要让公众知道，贫困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曾萌华博士说，为此，从2001年起，乐施会开始在国内开展世界公民教育，让年轻人认识贫穷和发展议题，从而参与行动，建设公平社会。

CSR不是公关伎俩

    “我们不希望企业只是把CSR当做营销和公关的手段，而是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曾萌华说，目前在中国，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认识还不全面、深刻。“尤其是劳工权益，企业不仅要认识到善待劳工与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还应该以企业公民的身份认识到，这是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什么具体标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上。”
    按照邹崇铭的分析，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在与国际接轨，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跨国零售商和品牌公司将订单分配给国内生产商的时候，常常以CSR作为贸易谈判筹码，这就容易令劳工和环境等标准沦为有名无实的口号，妨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落实。
    不过，在中央政府和某些媒体的推动下，近两年内地对CSR的态度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不少国内企业开始懂得‘发财立品’的道理，希望通过对CSR的重视来建立本身的形象和品牌；另一方面，不少企业也觉得，CSR不应只是属于西方企业的专利，中国企业业可以拥有本身的一套标准。”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推出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邹崇铭觉得“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但是他也警告人们，推动CSR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企业必须履行劳工、环境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它不应该成为企业“涂脂抹粉”、创造赢利的工具。
    那么，在推进内地企业负担起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乐施会还有什么“绝招”呢？
    曾萌华透露，“我们将在年底和公益时报合作，推出一个企业红黑榜。这个榜单，会全面考察国内企业和在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有些企业愿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理应受到公开的支持和鼓励；有些企业表现违反法律的要求和社会的期望，也理应受到公开的披露和谴责。”看来，邹崇铭去年11月透露的想法，已经变成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得以实现了。

乐施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秉持的原则是企业必须向利益相关人士，即受其企业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包括消费者、雇员、工人和生产商等。这些群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消费者可能因不满某企业的劳工待遇而不再购其产品或服务；而雇员和非政府组织等也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要求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