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网络传播：精英，还存在吗？

　　去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好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富里迪 著，戴从容 译），书名就很新颖。所述问题，虽然是针对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但对我们，也极有启迪意义，因为在一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中，知识的问题已经是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状况亦然。精英？不精英！

　　我先罗列一些作者指出的现象，这些现象也似乎每时每刻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知

　　总之，这些无法否认的现象与我们长期以来的某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自从卢梭时代以来，直到现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们仍然坚信社会必须要有一小部分文化精英，充当弱智民众的启蒙者、社会风气的开创者、社会秩序的创造者。总之，社会必须把最高的教育者与广大的受教育者区分开来，要有一个所谓来自真理的指导思想，好像不这样，社会秩序就要混乱，人们就不再会思想，如此等等。可是，这些想法，受到日益强烈的挑战，因为以上我们列举的现象告诉我们，精英们已经不再精英，说好听些，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说得实际些，他们也不过就是一个工匠，一个普通人而已。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寻觅，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知识分子死了，他们不复存在！

　　“思想”不再是精英的特权

　　在以往的两个世纪里，知识分子因为稀少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并赋予他们以救国救民的使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往往不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从而在言行举止上对自己约束甚多。今天，知识分子这种高高在上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他们不再有什么特殊，因为知识分子已经过多了。在不远的将来，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代西方社会越来越不承认“思想”是掌握在一小部分社会精英手里的特权，也就是说，“正确的思想”并不是由几个思想大师创造出来，让人们遵照执行。思想和知识的力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或者说，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受到质疑，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乌托邦王国里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传统哲学的怀疑本身反而成了一种极具时代意义的哲学事件。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思想、知识、哲学等等不存在了，意义之类的东西被消解了，不是的，这些术语仍旧可以存在，但是，它们同一切文化术语一样，前面要一律加上三个字“后现代”的，这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的精神大断裂，或者叫做精神的创伤，精神的分裂，因为人类再也不能像从前多少个缓慢的世纪那样活着了。

　　精神的创伤或分裂，同时是一件痛苦的和令人愉快的事情。

　　知识分子正视到自己也是凡人（在中国，恐怕还要再加上更重要的一条：我们社会的管理者，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是凡人）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去掉紧箍咒吧，治疗自己在思想上和权力上的统治欲吧——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感到沉甸甸的，这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坏事，而只是像“芙蓉姐姐”和“超女”一样，只是一场文化事件，对此类现象的一切评价都显得软弱无力。就像表演台上（这些舞台多种多样，但总是演戏的舞台）冠冕堂皇西装革履的各色人等，只有在台下，人生的正戏才真正开始上演。这真是一种反讽的效果：谁也不能控制他们在台上演完戏后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怎么说话，干什么，就像谁也控制不了大学生们在教授的政治理论课上精神溜号，谁也控制不了我们的年轻一代在上网时输入哪些词语，看哪类图象，与谁聊天。我甚至想，传统知识不复存在的情形莫过于在网上了，我把网上的感觉归纳为一种非真实或非真理性质的快乐，甚至陶醉：处于不同国家，产生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领域，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画面，在鼠标任意点击下几乎同时在场——这些难道不是陶醉吗？我这里之所以着重强调“陶醉”，是因为手指总是不由自主地点击或寻找让自己兴奋或在现实世界得不到的东西。但是，这却是一种精神分裂性质的陶醉，人们不再在乎这些假的或虚拟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带来快乐！传统知识分子鼓吹了几个世纪的精神自由，就这样以一种被异化了的方式扭曲地实现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因为技术的发明而发生重大改变，这一次仍然如此。

　　现代还是后现代：精英们的困惑

　　凡是认为以上情形令人震惊和难以想象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还生活在以往的英雄主义时代，留恋旧生活。他们还带着眼罩看周围的一切，自诩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像本书作者批评的那样，在这些人眼里，弱智的不是自己，而是社会和大众。他们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像一群新的“九斤老太太”。

　　我想说得稍微“深奥”一点，当然我先得声明我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通人——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去做“宏大叙事”，而更应该关注细节和事件。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把握好自己的兴趣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迎合，也不是远离，而是创造。知识分子应该是创造新的生活情趣和新的快乐的人，这些新兴趣和快乐首先要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本身，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不应该为了生活之外的某种“理想”，他们自己也不应该是实现这种所谓理想的工具，这是我所不赞成的。

　　我想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失败的：它在下意识里总是在培养工具类型的社会精英：教育中连带社会中的一切竞争不正是源于这里吗？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在受教育人群中划分出等级，这甚至在中国闹出了笑话，因为今天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承认最有学问的人不是博士，而是“博士后”。这个教育目标产生的浪费是极其惊人的。不，我们需要的是有道德文化素质的普通人，用什么来衡量呢？就看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出来的人是否具有独立而自由的判断力和健全的人格。用什么来衡量判断力的高下呢？在于创新能力，没有独立和自由，也就没有创新。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者应该告诉受教育者，我没有权利告诉你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培养出你不依赖别人而思考的勇气，那就是我的失职。

　　这是一个悖论，就是说，一方面，社会需要启蒙者，先知先觉者；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中，普通人已经拒绝这种人可以继续充当社会牧师的可能性。启蒙者再也无资格去训导别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呢？一句话，快乐的生活。这在中国不啻一场精神领域里的革命，我把它当作真正的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因为它出自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改变着中国人的内心活动、思考与行为方式。同样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样的变化绝对不是出自教育的结果，而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

　　可是，最后，我还想说一点与本书不和谐的声音，本书提出了“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样引人注目的说法，我倒认为，这种提法未必适合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也要以批评的审视目光看待本书讨论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尚小，他们在中国，还绝对不能说是“最后的知识分子”，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思想还没有完全现代化，全球的文化浪潮就已经“后现代”了，逼迫他们要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形，所以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是特殊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尤其如此。

　　《网络传播》杂志供稿 文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