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才能提供大服务

　　朱四倍 大学教师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日前对媒体表示，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

　　资料表明，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与我国行政不讲成本的观念有关。我国各级政府行政支出项目的设立、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都依据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而不与地方财政收入挂钩，于是出现了贫穷乡镇的干部工资和财政支出甚至高于富裕乡镇的怪现象。而招待费、会议费等行政支出可以按国家统一标准列出，各种更讲究的迎来送往占去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相当比重。

　　行政成本高，行政支出多，谁来监督？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方式大多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造成现行公车制度中的低效和腐败、公款吃喝以及事业机关单位中的超标准住房、超标准装修等成为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无底洞”。可以讲，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公私不分，在公共财政下谋取自己的私利已成为一些官员心照不宣的行为。

　　但是谁从行政成本高中得到了实惠呢？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行政成本或者说职务消费，是在预算软约束或无约束的情况下消费价格基本为零的商品———公共品的费用是摊到每个公民的头上的，摊到使用者（公务员）身上的费用几乎为零。可以说，行政成本高的结果是“双输”：百姓受了损失，官员也没落到什么实惠，因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浪费了。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关注政府的廉洁、效能问题，却很少注意政府的“经济、节约”问题。政府机构愈来愈庞大，公众为维持政府所支付的代价愈来愈高，这呼唤着经济型政府的产生。著名新政自由主义者与政论家李普曼提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一个不讲成本的政府肯定是低效的政府。而最好的政府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始终是在制度的监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