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

　　经济增长方式怎么转变———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未能真正转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再度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严肃话题。

　　昨日（8日），就此困惑，全国政协常委吴敬琏在出席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专场新闻发布会时直言不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官员资源配置权力过大。”

　　去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曾就实施“十一五”规划的体制性障碍作过专题调研，吴敬琏作为“经委会”副主任委员领衔组织了此项调研，随后提交的调研报告认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多年未能实质性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主要归纳为四条：一条，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二条，政绩压力，GDP增长率始终成为首要考虑；三条，财政增收压力，要求产值的最大增长；第四条，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应当说，上述调研结论一语中的，其立论基调是客观真实的。

　　国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要求一直与改革开放相伴。改革开放之初，其阶段性目标的要求是调整经济结构；“九五”计划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时至进入“十一五”开局之年，实现有质量因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仍然停留于愿景阶段。

　　如果将此话题纳入国际视野考量，前苏联及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互经会”成员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课题，可惜这个课题始终未能破解。

　　中国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及实践过程，是在计划经济逐步遭到摒弃，市场经济有所发育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实现“转变”的起点和外部生态条件当比前苏联等国家要好。事既如此而“转变”成效难显，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反思。对照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梳理20多年间党和政府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阐述，再结合国内经济形态、生态和发展现状，我们认为，“转变”成效难显，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在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失效又与由谁主导资源配置以及用何种手段和工具配置资源直接关联。从权力角度切题，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多数基础性原材料、主要能源的配置及市场准入、投资审批等仍集中掌控于政府手里，是为典型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从价格控制切题，本来，价格系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因为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定价，基础性资源和要素资源的价格与资源的供求关系严重扭曲，致使国内投资行为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选择也相继发生扭曲，导致宏观经济运行要么发高烧，要么得伤寒。

　　以投资拉动、产能无限度扩张、不计环境破坏和资源耗费成本为特征的经济发展形态下，财政增收的主要来源一定是生产型的增值税，此税之多少又直接与产值高低挂钩。因而，财政增收与GDP增长互相形成刚性互动———在此前提下，政府为保持高增长必须坚持高投入，而高投入又迫使政府产生掌控更多资源的意识冲动。另外，由于政改滞后，致使政府自身的利益扩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缺了约束，国务院参事、政协委员任玉岭本次提交的提案披露，“十五”期间，经济年均增幅不到10%，政府行政开支年均增长23%。政府行政开支1978年占财政总支出比重4.71%，去年发展到19.3%。

　　症结所及、障碍所在、何以破障，惟有改革。还是昨日，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对照“十一五”规划关于改革的叙事，我们有理由认为，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当属“实现改革新突破”的关键环节。此项“突破”的程度将直接左右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程度。 （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