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谈“学者出镜”

　　看两会报道，3月4日一份报纸头版头条的大照片使我惊讶：在大会堂东门外纷纷入场的政协委员中，三十多位记者团团围住的却是经济学家林毅夫。三十多位记者已很成阵势，林毅夫被争先恐后高举起的摄像机、照相机、话筒、录音机锁定，他倒是从容微笑。难道学者果真已成为如此突出的关注焦点？这种场面从前只见于娱乐明星。林毅夫的学术成就早为学界所知，但他作为学者如此公众化则属于重大新闻。学者公众化的程度标志着学术社会化的程度，而学术社会化的程度又标志着社会理性化的程度。或许我们该因此欣慰。

　　中国社会在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对社会科学的需求日益迫切。面对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政府治理仅仅依靠经验已远远不够，种种决策必须依赖社会科学对信息全面的搜集与分析，依赖其大范围的环境参照与长时段的历史对比，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甚至阴错阳差。社会科学各学科十九世纪在欧洲的兴起就是因应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本性上就是现代社会的拐杖，不可缺离。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在战略与政策制定中愈益借重社会科学的力量，积极向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问策。就连考古、历史、文学史这些人文学科也变得实用起来，在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文化资源整合、旅游业发展中作用凸现。各类企业、媒体亦借助社科人文进行市场分析与发展定位，全社会重学之风盛矣。林毅夫被当成明星包围可以看作是一种小小的象征。

　　政府与企业对学术的倚重无疑使社会得益，但学术与学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受惠者。因承担咨询而获得发展资源暂且不论，但看学科在应用中成熟提高就殊为可喜。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是学术发展的直接动力，学问在回答问题中增长，知与行在互动中结成难得的善缘。

　　但善缘也还不到此为止。学术的社会化还使学术界与社会达成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没有辜负国家与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使命。一方面社会给予学术界以很大的优礼，知识分子成为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这是中华民族重文崇学传统的延续，学者们也因此形成了良性的心态，形成了对社会的认同感与亲和力；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在开放的环境中养成学识，学者的思想、学术日益成熟，学术能力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水平提升，浮躁与情绪化的阶段早已过去。尤其是高速发展、丰富复杂的中国社会为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田野，提供了各学科创生中国学派的机会，学以致用、解决中国独特问题的过程中隐约透露出文化复兴的前景，使我们鼓舞。

　　至于近两年媒体纷纷指责经济学家、法学家某某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也没有什么，也正常得很。学者既然介入公共事务，成了公众人物，受到舆论的监督也理所当然，公众对学者行为道德的追问、质疑乃至略苛的要求是学者们应该接受的，也有利于学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持洁身自好。同时也应看到，学者们因为种种因缘而持不同的观点也属常态，学术生态中自有互相校正、互相制衡的力量，不必对一种学派、一种观点的独大太过于担心，要相信我们社会的理性经过了多年的积累与培养已经比较健全。正如毛泽东所说，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怀疑这两条根本原理，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不过，各级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的机关，在面对学者意见、实施政策论证的过程中，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完全被某一种意见所左右，要兼听而明。这就要建立政策咨询的严格程序，要保证不同的观点都进入视野，委托课题时甚至可以有意识地同时委托不同观点的学者各自研究，以达到决策时的互参。同时还要看到，重大决策仅有科学化是不够的，还要有民主化，吸收学术界之外的各界代表参与论证和听证，庶几可以避免失误。 ■李书磊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文化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