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背后的两种市场观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提出中国并不是没有内需，而是人民消费不起。他这一番话自然有所指，农民与工人收入不能增加，就意味着大部分走类似娃哈哈集团“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这些个“二民企业”的发展前景堪虞。

　　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表面上看，是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从

　　显然，按照宗先生等一干市场人士的理解，政府必须作出切实的努力，承担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将民众从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中解救出来，释放民众的消费能力。

　　但是，按照我们所熟知的另一种观点，解决产能过剩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压缩产能。另外，既然产能过剩的肇始主因之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中国经济暂时摆脱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

　　这绝非易事。依赖症容易上瘾，对行政调控的依赖，很容易让政府找到干预市场的最佳借口，并导致市场资源的配置进一步被扭曲。同时，由于权力干预有扩大寻租空间的直接效果，也会使一些政府部门食髓知味，以扩大内需为名做出为某些利益群体张目的事，如公车补贴等等。

　　积极财政政策曾是市场发展初期的撬动杠杆，但由于这一政策恰好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体系配套，如果长期使用，很可能从杠杆变成桎梏，并使“二民”企业在种种堂皇的名义下失去存身之地。热心调配经济资源，难免对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应尽之责顾此失彼，或者沿着扭曲的市场化之路，将责任推给社会或企业。

　　上述情况都会使市场主体失去发言权，可救急于一时，不能行之于长远。凯恩斯主义盛行于上世纪初西方经济萧条期，一旦经济复位，政府仍需复归本位。反过来说，如果政府迟迟无法或是不愿回到守夜人的身份，那么，市场也就不可能回归市场的本来面目。

　　隐藏在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背后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语言。宗庆后的大白话，其实和最近的市场化反思殊途同归：政府应该把对市场的热心转化为提高民众收入、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动力。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3月6日叶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