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过堂

　　2005年7月9日夜，杀死工厂主管的打工者阿星在《南方都市报》和本报记者的陪同下投案。阿星杀人事件以及其后的打工者王斌余杀人案，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日，阿星杀人案在广东汕头开庭审理。

　　阿星过堂

　　本报2005年7月14日头版

　　第二天就要开庭了，傍晚，被害人的小女儿郑爱璇下班回到简陋的家中。父亲遇害后，她和妈妈早出晚归打工赚钱，供养还在读大学的姐姐本报记者徐文阁／图■本报2005年7月14日《阿星的内心挣扎》追踪报道

　　□本报记者傅剑锋

　　“啪！”法官一敲法锤，被告席上的嫌犯阿星(本名“闭文星”)和涉嫌包庇的弟弟阿海都挺了挺腰，坐得更端正些。

　　3月7日上午，广受关注的打工者阿星杀人案在广东省汕头市中级法院开审。

　　8个月前的2005年7月9日傍晚，杀死汕头一工厂管工后逃至深圳的20岁打工者阿星，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记者本人，要求陪他“投案自首”。记者立即电告本报广州总部与《南方都市报》深圳站。当夜，阿星在记者们的陪同下，向深圳警方投案。此案报道后，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新生代民工问题的深入讨论。

　　8个月后，以涉嫌故意伤害而被捕的阿星，最终以涉嫌抢劫被汕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罪名的转变，意味着阿星犯罪恶性加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加大。

　　起因：蓄谋抢劫还是劳资冲突？

　　旁听席的右侧坐了数十位阿星的老乡，他的父亲与姐姐紧绷着脸，略有近视的姐姐还特意戴上眼镜，以便看清两个弟弟的每一个动作。阿星的父亲告诉本报记者，不敢让妻子一道来，怕她看到儿子的那刻受不了。

　　旁听席的左侧坐着被阿星杀害的郑炳荣的亲属。女儿郑爱璇默默地注视着被告席。开庭前两天，她告诉本报记者，她觉得阿星平常脾气还不错，和父亲也从没吵过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我爸爸。”

　　阿星曾经的工厂老板郑则凯，也在开庭前两天向本报记者表示了相似困惑。他回忆，平时阿星和郑炳荣关系不错。郑炳荣既做小工厂的管工，又兼做烧饭工，“阿星喜欢吃炒饭，郑炳荣就会帮他做。”

　　阿星曾在投案时向本报陈述过杀人理由，称因为旷工一天被辞退，工厂扣了他1000多元工资，管工郑炳荣不还他身份证，在收拾行李时，又受郑炳荣辱骂，于是杀了他，并在杀人后搜走了郑炳荣身上的400元现金。

　　但郑爱璇无法相信阿星说的这个理由。她告诉本报记者，或者只有到法庭上旁听，才能弄明白阿星为何要杀人。

　　法庭上，检察官指控，阿星杀人就是因为想抢劫郑炳荣。检方提供了阿星的供述：他在投案之初并没有告诉媒体与接案警察，杀害郑炳荣其实还有一名同伙冯森毫(现在逃)，4把刀具也是在作案前几小时买的，他们合谋在离厂前抢老板郑则凯。后见郑则凯不在，就在收拾行李时刺砍了来检查行李的管工郑炳荣，然后阿星搜走郑炳荣身上的400元现金。

　　检察官还认为，阿星在投案时隐瞒同伙的罪行，没有如实交代案情，所以不应认定为自首。

　　阿星当庭申辩，他和冯森毫一起买刀不是想抢劫郑炳荣，而是因为郑炳荣不还他身份证还辱骂他，他们被激怒才杀的人。至于为何投案时没交待同案犯，阿星辩解，开始时媒体和警察都没有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没说，后来警察问起他就交代了。

　　阿星的辩护人、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德智则从逻辑上提出了辩护理由。他认为，检方提供的人证、物证只能证明阿星杀了人，这点他也无意为阿星开脱，但这些证据不能证明阿星杀人是为了抢劫，检方指控的主要依据只是阿星的口供，这样的供述由于同案犯在逃，无法相互印证，因此定“抢劫罪”依据不足。辩护律师还认为，阿星在投案时已如实交代了本人的犯罪基本事实，符合自首的法律要件。

　　杀人前的内心挣扎

　　在控辩双方激辩的间隙，背对着旁听席的阿星总忍不住想回头看看亲友，但每次都被法警制止。旁听席上的人也就只能靠阿星声调的细微变化来猜测阿星的表情。而阿星杀人前所经历的心理剧变，或许也可以通过他的生活点滴找到若干轨迹。

　　阿星是记者去年1月调查有关事件时结识的，当时深圳警方发现，以砍手抢劫为作案特征的案犯不少来自邻省。记者在采访时，碰到了回家过年的打工者阿星。他告诉记者，许多“砍手党”成员就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多数只有小学学历，在城里找不到好工作才慢慢干上抢劫。他担心有一天走投无路时，自己也会走上这样的路。

　　采访阿星后，记者告诉他，以后有难处可以联系。此后的数月中，他多次向记者倾诉每天12小时的体力劳动让他多么厌倦，结交的那些“砍手党”朋友又使他担心自己被卷入“网”中。他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一份外省的工作，逃脱这张“网”，“如果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一星期还有一天休息，那每月500元工钱就心满意足了。”山西一位叫卫彦虎的热心法官也担心这个挣扎在善恶之间的年轻人，答应在山西帮他找份工作。

　　但后来卫法官因工作变动而无法马上兑现承诺。案发前两个月，阿星在给本报记者的电话中情绪焦躁起来。去年7月6日晚，他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本报记者，称在汕头的工作可能干不下去了。事后调查显示，他在7月5日的老乡酒席上喝醉了酒，7月6日因此旷工一天。记者忧心他的情绪，也觉得新生代打工者的困惑值得社会关注，就在7月6日当晚说服《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前往采访，同时希望他及时疏导阿星的不良心理。7月7日，何磊飞到广东汕头与阿星见了面。

　　何磊后来告诉本报记者，阿星当时有点不自在，表情一直冷冷的，交流不多，疏导的效果也有限。倒是阿星的弟弟阿海，几次问何磊，“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没有差别”。也是在这一天，阿星丢了工作，并且还没要到被拖欠的工资。

　　在那一两天内，阿星与老板郑则凯、管工郑炳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矛盾，阿星到底有了什么样的心理转变，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记者也无意妄加猜测。

　　被杀的也是打工者

　　法庭上，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认为阿星的行为丧心病狂，不但杀死了一位同样是打工者的老人，而且严重伤害了死者的整个家庭。阿星低着头，背对着旁听席，记者无法看到他的表情。

　　旁听席上，被害人的女儿郑爱璇，目光黯然。

　　在开庭前的两天，本报记者走访了死者郑炳荣家。

　　郑炳荣的家显得很破旧。老板郑则凯说，郑炳荣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其他人家基本搬到新房去了，老屋一般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住，但郑炳荣全家还一直住在老屋里。

　　郑炳荣曾经住过的卧室大约只有10平方米，桌子上杂乱地放着些瓶瓶罐罐。桌子旁放着一只单灶的煤气炉，郑爱璇告诉记者，平常一家人很少烧饭，那时爸妈和她每天在外打工。

　　“我们一家挣的钱主要供姐姐上大学，所以造不起新屋。”郑爱璇说，“我一直觉得爸爸和那些打工者没什么差别。”父亲在她的眼里就是帮远亲郑则凯打工的，既做管工，也帮打工者们烧饭，月工资只比阿星高两三百，大概每月1200元。父亲很节省，没手机，没戒指。

　　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说，阿星这样的暴行会影响外地打工者在峡山的形象，会给工厂的老板与工人造成心理阴影。而同是打工者的郑爱璇却认为，“恨他(阿星)没有用，我只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对外地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这个院子里除了我家，其他的房子都已经是外地打工的住了。他们都很勤劳，和我家关系也很好。不能因为阿星一个人不好，就认为所有外地人不好。”

　　开庭前两天她告诉记者，她经常想爸爸，很想的时候就会到老屋堂前，对着爸爸的牌位鞠两个躬。

　　3月7日庭审结束时，本案并未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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