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村娃告别上学难

　　2006全国两会 [本报北京专稿] 跑两会 看河北<六>

　　1、义务教育政府理应全部埋单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后五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

　　“2182亿元，这可不亚于天文数字啊。这笔钱从哪里出？什么时候能拨下来？投向哪儿？”认真读着政府工作报告，陈秀丽代表有几分急切。

　　难怪陈秀丽会着急，作为盐山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她要办的事太多了：一些学校校舍需要维修改造，许多学校需要添置教学设备，老师们需要继续培训提高……可这都离不开教育投入。

　　然而，由于盐山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根本没有多少财力投向义务教育。

　　其实，盐山县的情况，反映了我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义务教育所面临的窘境———政府投入不足，学校运转困难。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只得向学生伸手，尽管实行了“一费制”来治理乱收费行为，但仍然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因为“一费制”只不过是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收费总额，一次性向学生收取，其中的杂费，仍然包括了学生家长或个人代学校分担的部分办学公用经费。

　　“义务教育事业是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埋单。”我省代表、委员们纷纷谈到，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70多个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以来的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我们目前也已完全具备了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国力和财力。

　　2、实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屡屡有代表、委员提出议案、提案，呼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

　　据了解，今年我国西部地区12省市区以及湖南、湖北两省等已经迈出了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新保障机制的第一步，即全面免除学杂费，增加学校公用经费。这两项今年需投入的总额约140亿元，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按8：2分担，中部地区按6：4分担。我省将从明年起全面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同时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免除学杂费及增加学校公用经费所需的投入，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6：4分担。

　　为防止这笔钱被截留、挪用，有关部门还明确了经费的运转方式：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国库向地方财政国库支付，由地方财政国库直接拨付到校。义务教育经费不再与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经费捆在一起，而是在财政预算当中单列，以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便于审计和监督。

　　此外，国家教育部还强调，施行新的经费保障机制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和各种基本办学支出，一律在财政安排给学校的公用经费预算中开支，不允许通过向学生收费来解决，不得向学生收费统一购买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校服、卧具。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学生免费提供。

　　在为县里教育投入不足而焦心的同时，还有一件事让陈秀丽代表苦恼：一方面，政府在加紧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为减轻家长负担而努力；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家长却千方百计花钱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学校读书，县城的家长则把孩子送到沧州市读书，一些家长为此还征求她的意见。尽管她说没有必要，可这样的事情，仍然在不时发生着。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并不鲜见。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旌德县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去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里的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为不到20个。”

　　“这也许不能责怪家长。因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和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每个人的权利。从根本上看，择校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使然。”邵喜珍代表一语中的。

　　据分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从地区来看，首先表现为城乡不均衡，其次表现为区域不均衡，最后同一区域校际间也不均衡；从教育资源内涵来看，既有硬件设施的不均衡，又有师资力量的不均衡。

　　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已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赵桂英委员建议，当前应尽快解决以下方面的政策：一是在同一区域内，国有教育资源向“差校”倾斜，尽快缩小同城中小学校硬件条件的差距，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的平等性；二是财政转移支付应重点投入落后地区，努力改善落后地区的办学条件，逐步解决义务教育在地区间的不平等性。

　　3、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

　　教师水平是衡量一所学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的重要方面，如何提高一些学校的师资水平？“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里提出：城市公办学校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应当具有在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任教一定年限的经历；新聘任的教师应当到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任教一定年限。”邵喜珍代表认为，这实行起来虽然有一定难度，但让优秀的教师到农村任教一段时间是个不错的办法。她建议，可以考虑开展“手拉手、心连心、优质教育资源到农村”活动，让教育资源相对较好的学校与农村学校建立帮扶关系，让优秀教师经常深入下去帮带农村教师，向农村学校捐赠图书等。

　　据悉，“十一五”期间我省将建立并完善县域内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城市中小学教师到农村支教交流制度，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

　　金宝龙代表则谈到，优秀教师的帮带固然重要，但建立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有效机制更为关键。他建议，应加大对农村教师继续教育的投入，丰富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手段和方式，完善继续教育的考核评价机制，促使更多的教师自觉参加继续教育，增强继续教育的实效。

　　□本报记者 史文通

　　感言

　　填平教育鸿沟，须走出政绩观误区

　　“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像非洲”，甚至在同一地区，重点学校设备先进、老师待遇优厚，而普通学校连运转都难以维持———正在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当前教育不公现象愈演愈烈，“政绩观误区”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很多地方一说教育投入就喊穷，其实教育投入除了政府财力以外，还有个政绩观问题。如果一个县长、市长手里有1个亿，他是拿来投教育，还是修路盖楼建广场？答案肯定是第二个。因为县里要招商引资，否则怕项目引不进来。现在很多县城高楼多、广场大、绿化很漂亮，是真有这个经济实力吗？不是。因为这是一眼就能看见的政绩，而投资一个农村小学，又有几个人能看得见呢？这不是哪个干部素质低、觉悟差，而是机制造成的。哪一级干部都知道教育很重要，但是当财力有限的时候，就会拿来干他认为相对重要的事。

　　集中财力打造名校、重点校，是财政教育投入的另一个误区。刘岩代表说，同样一笔钱是投给重点校锦上添花，还是投给薄弱校雪中送炭？对很多干部来说，会选择前者。因为只有重点校搞好了，才会出升学率，才会出效益、出政绩。

　　为了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国外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在日本，凡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建筑图纸都大体相同，学校之间并没有很大差别。由英国资助的“中英甘肃项目”选择我国甘肃4个国家扶贫县，用6年时间进行扶助。项目投入人民币1.8亿元，1个县1年投入500万元。这笔钱用于基建、硬件设施的投入很少，一个县大约只有150万元至200万元，添置设备以惠及更多的儿童为原则，而不是盲目地贪大求洋，搞政绩工程，大部分钱都用在师资培训上面。全国人大代表姜健说：“这个项目可以为我国政府提供一种教育投入的思路。这点钱对于我们的地方财政并不难，但我们的领导有100万元又有多少能主动用在教育上面、用在最薄弱的学校上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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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农户的教育支出清单

　　李安国，山东省一个欠发达县的普通农民，2005年的家庭账单上又出现了赤字，而出现赤字的原因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读书。

　　45岁的李安国夫妇有三个儿子，分别是21岁、19岁、17岁。大儿子上了一年大学，花了1万多元，上不起就退学了，只能出去打工。二儿子去年考上大学，一开学就交了将近9000元，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元，又从农信社贷了5000元，才把这笔钱凑齐。三儿子上高中一年级，去年开学交了2000多元，其中学杂费1350元，书费、材料费480元，最后交完钱只剩下50元生活费。

　　如果没有沉重的教育负担，李安国的日子基本能维持收支平衡。他平时在外面打工，一年可以收入五六千元，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妻子在家养猪、种地一年收入两三千元，全家总收入七八千元。可是，为了供孩子上学，李家年年欠债，到目前为止欠款达到2.5万元。李安国说：“三个儿子很争气，高中都没拿择校费，已经是花费最少的了。现在两个孩子上学，一年需要1.5万元。”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李安国夫妇多年来除添置了一台电视机以外，别的家什儿什么也没置办，生活省得不能再省。平时自己种点菜，腌点咸菜，只有过年才吃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排在居民消费的第一位，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显示，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攒教育费”。

　　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政府和家庭应该怎样分担？家庭应该承担多大比例才合理？刘岩代表说，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提供，非义务教育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事实上呈下降趋势，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教育费用的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愿望，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这也是我国农村消费启动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