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拍摄粗暴城管遭狂殴

　　【新闻索引】

　　为告别“不文明”执

　　法行为，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行政执法部门，纷纷利用摄像机、录音笔等设备，主动记录执法过程，并自觉接受市民监督，在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文明队伍”的形象。然而在

　　3月2日中午，东海人陈文卫用数码摄像机拍摄城管队员执法过程时，被城管队员“追打进家里并抢走了摄像机”。而昨天，在警方介入调查后“方才知道这么件事”的城管局负责人，却对记者解释“队员说没有抢，是捡来的”。而“捡来的”摄像机不但没有归还，相反还一直“躺”在城管局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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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拍城管“执法过程”摄像机被夺

　　通过昨天上午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事件的起因源于一起“城管粗暴执法”事件。

　　3月2日中午11时许，东海浙江小商品城“祥文百货批发部”老板王祥文因为占道经营，被城管队员暂扣了3辆自行车，因为“连张暂扣条都没有”，王祥文及他的妻子阻拦城管队员“把车拖走”，双方由此产生争执。王祥文说：“他们动手打了我们两口子。”

　　“我看见城管追着两口子打”，“祥文批发部”旁边一家诊所的老板陈文卫告诉记者：“当时我正在门口和人下棋，一见这种情况，我就进屋拿了摄像机来拍。”

　　在拍摄的过程中，城管队员发现了陈文卫的举动，“上来就抢”，陈文卫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不给，死命护着不给，往屋里跑，他们就追我”。

　　陈文卫的妻子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正在做饭，看见他跑进家里，后面又冲进来六七个男的”。

　　陈文卫接过话来，“他们追进里屋，把我按在床上又打又拍”。

　　记者注意到，从门口到里屋有10余米的距离，因为隔了几个房间的缘故，进屋还得绕上几个弯。里屋的床上，一根木制的蚊帐支架已经断裂，窗台上还有一面碎裂的镜子。“这都是他们干的”，陈文卫的嗓门突然提高，“跟抢劫的一样”。

　　“那些人夺了我们家的摄像机就往外跑”，陈文卫的妻子指着丈夫说：“他倒在床上，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也拦不住他们”。

　　有两个目击者愿意为陈文卫作证。他们在当天写下的证明中描述，“我于2006年3月2日中午，看到城管人员进入陈文卫家中，抢夺走摄像机一部，并打人和损坏家中财物，以上所说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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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抢摄像机”难住110？

　　陈文卫说，当摄像机被抢

　　了以后，自己拨打了110报警。约10分钟后，牛山派出所民警一位叫赵宜斌的警官到达现场，赵警官将他交给另一位名叫潘高福的警官处理此事。“第二天我去找潘警官，他说城管大队跟派出所的级别一样，这件事很难处理。”

　　如果这是潘高福的原话，倒也印证了东海某部门一位人士对记者透露的“内情”。据悉，2004年底的时候，县政府要求在公安局治安大队设立公安城管中队，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治安保障工作。这位人士透露，公安城管中队的工作由县城管执法局负责与县公安局沟通安排，城管局还提供公安城管中队的办公场所，并参与对该中队的考核。

　　警方到底是如何处理“城管抢摄像机”事件？昨天上午10时过后，记者走进了牛山派出所，赵警官不在所内，通过电话联系，约定下午2时见面详谈。

　　下午2时整，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赵宜斌。赵宜斌说，当天自己出警到现场后，没有发现城管执法队员，只是听陈文卫自己说被打了，还被抢走了摄像机，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交由潘高福警官处理这起事件。为此，记者当场拨通了潘高福的电话，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他表示“你先找领导，要领导同意”。记者纳闷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要“通过政治处才能采访”，这“关卡”也实在太多了，耽误时间不说，让人质疑的是，经过“领导把关”之后，事实是否还能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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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夺摄像机”事件处理扑朔迷离

　　整

　　个事件是围绕“城管粗暴执法”和“城管抢夺摄像机”展开的，城管局对此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上午10时30分，记者走进东海县城市管理局。在办公室的联系下，一位负责纪检的局长和执法大队的段副大队长接受了记者采访。

　　面对记者的提问，段副大队长说：“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记者问，当天的执法中，有没有发生队员追打占道经营店主的事件。段表示，“现在要求很严，不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但有时因为一些人抗拒执法，拉拉扯扯现象

　　还是难免的。”

　　记者又问，暂扣“祥文百货批发部”的自行车后，有没有出具相关凭证？段称，暂扣凭证肯定开了，但被店主拒收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记者问段副队长，“您当时在不在场？”段当即承认，“我不在场”。记者质疑，“你不在场又如何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段没有给予回答，由此，当问到“抢摄像机”事件时，段只能尴尬地表示，“这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在现场。”

　　最后，东海县城市管理局方面表示，下午上班后，等正在外面办事的执法大队大队长蔡同安回来后，对记者的问题给予答复。

　　下午2时35分，蔡同安在自己的办公室对记者说：“他说发生冲突，只是他一个人的话，我不在场没看到。”

　　蔡同安介绍说，直到派出所民警过来调查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就开始调查”。蔡同安介绍，原先的城管大队，是由一些通过关系进来的临时人员构成，“素质都不怎么高，早就有解散的打算”。

　　3月2日下午，城管大队的队员集中后宣布了解散决定，拿了摄像机的队员“因为干了两年突然被解散了，心里有怨气，把它扔在了值班室”。蔡同安说：“我们找到那个队员了解情况，他说有人在他们执法时摄像，不应该让他摄像，就去制止了。”至于摄像机是如何到那位队员手中的，蔡同安解释，“他说没有抢摄像机，是人家掉在地上后拾来的”。

　　摄像机就这样一直放在城管局的值班室。直到现在，“因为派出所来调查了”、“由牛山派出所的潘警官处理”，这台摄像机依然还躺在该局的值班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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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执法何惧市民“偷拍”？

　　城市不能

　　没有城管人员，但是城管人员该如何文明执法？这是摆在各个城市城管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城市管理本来是为了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和市容环境，本是一种建设“文明”的工作，然而很多执法人员的行为本身却十分“不文明”，甚至简单粗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曾经采访一位资深城管执法人士，他感叹，“入口不严”是导致使执法人员“不文明”的首要因素。行政执法人员属公务员序列，按照国家规定，公务员的选拔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但有些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使很多低素质人员混入执法的队伍。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大量聘用临时人员，让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上街执法。在昨天的采访中，东海县城管大队的大队长蔡同安就毫不避讳地说，原先的城管大队是由“通过关系进来的人”组成，“素质不高”。不难想象，因为“入口不严”导致“执法犯法”，这并非不可能！

　　除了“入口不严”，管理不力以及领导的“庇护”，也会使得执法人员无所顾忌。各地发生的众多“城管打人”事件，大多数的“严肃处理”似乎都显得“轻飘飘”的。而在处罚的同时，执法部门的领导也总不忘强调城管执法的“难度”，比如小摊小贩不服管教啦、屡教不改啦，等等。

　　百姓对于执法的“不文明”是深恶痛绝的，也正是基于此，陈文卫才会拿起摄像机记录事件的真相。假设，3月2日城管队员的执法纪律值得钦佩，或者是发生店主抗拒执法事件，执法队员应该乐意“出镜”才是。但结局是，执法队员“拾了个摄像机”。试问，如果没有发生什么“肢体接触”，谁会把摄像机放在地上让人捡？更令人纳闷的是，既然已经知道摄像机“来路不明”，城管局为何又“收藏”着不主动交于警方处理？

　　人们期待着东海城管执法不再怕“曝光”，并随着队伍素质的提高一改以往执法的“勇猛”形象。

　　《江南时报》(2006年03月11日第二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