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将高额行政成本降下来

　　“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了一份有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个百分点（3月6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政府部门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需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行政成本向来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财政、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早就明确指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然而，正如任玉岭委员所调查、披露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各种不计行政成本的情况依然较为严重、普遍。比如有人就明确概括出了直接行政成本中的“六个膨胀”，分别是：机构、人员膨胀；公款消费膨胀；文山会海膨胀；迎来送往膨胀；节庆和纪念活动膨胀；部门和行业利益膨胀。

　　当然，导致各地行政成本相对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其中有行政机关之间职责不清、责权不明的因素；比如其中有政府官员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官本位思想严重、服务意识薄弱的因素。但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根本的因素，实际上在于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始终相对缺乏应有的刚性约束。

　　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的地方。比如，目前各级财政预算制度存在着政府收支没有全部纳入预算，预算编制过于笼统、粗糙，预算追加频繁、专项预算过多、预算执行随意性大等诸多问题。而由此导致的机关用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等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公共财政运行中本身存在着诸多漏洞和问题，许多地方的行政成本始终难以从根本上降下去。

　　问题的多样性，往往决定对策的多样化。同样，要想更为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无疑需要任玉岭委员所提出的那样，需要各方面的积极努力。比如进一步依法规范行政机关行为，全面倡导艰苦朴素、勤俭办事的良好社会风气；比如积极推进电子政务，提高办事效率。

　　但是，目前较为根本的，还是尽快完善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这不仅需要逐渐形成统一的政府预算，全面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杜绝大笔公共财政资金随意支配现象的发生；而且，也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现有的部门预算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编制和管理水平，强化预算约束，尽快把部门预算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有效控制政府的各种财政支出。惟有如此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各地现有的那些数目不菲，让人心痛不已的行政成本，才有希望降下来，逐渐回归到一个正常、合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