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首次集中讨论议案

　　做了多年老师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傅一鸣说起话来轻声细气，但她带着点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却很清晰：“我不同意第六条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开除学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规定不能开除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呢！你说让他们转到其他学校去，哪个学校愿意要别的学校开除的学生啊？”

　　“就是，这种想法初衷挺好的，但没有操作性，不行。”邻座的全国人大代表、浙

　　“还有，第十三条，我觉得对教材的纸张印刷也应该规定，现在好多课本都是大开本、铜版纸，小孩子的书包都重得不得了……”傅一鸣代表抬头看了一眼会议桌对面的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接着往下说道。

　　范谊代表一边认真地听着傅一鸣代表的建议，一边刷刷地在自己手中的关于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议案上记录着。他手中的这份草案，不是前不久国务院法制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那一份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而是他自己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修订义务教育法的议案，这一议案花了他近五年时间。

　　今天下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浙江省代表团的会议室里，范谊代表向其他14名浙江团的人大代表介绍了自己有关义务教育法修订议案的重点内容，让大家一起讨论他的议案提意见。

　　“我从上个世纪的八届全国人大开始，到21世纪的十届全国人大，已经参加全国人代会十四次了，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代表团对本团议案、建议的讨论。”同时参与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杭州市委主委蒋福弟感慨说，“专门安排半天时间供人大代表讨论和提出议案、建议，这是头一回，是对代表履行职能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蒋福弟代表认为，这种安排第一次给人大代表们提供了就某个集中的议案话题交流切磋的平台，这是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的重要时刻。

　　按照多年来的惯例，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只能在会议间隙请30名代表签名；然后交到本团议案组初选，把不符合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退回给代表；剩下的议案再经本代表团团长签字后交给全国人大议案组。

　　“时间挺紧张的，负责任的代表仔细看过议案思考过才签字，有的来不及就马马乎乎看一下就签字了，”浙江衢州市农科院院长汪惠芳代表说，“我就碰到过，我和另一个代表的议案内容刚好观点相反，因为同一个代表没看仔细就在我们两人的议案上都签了字，结果我们两人的议案都被退了回来。”

　　据全国人大的统计，近几年来浙江代表团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的议案、建议数量一直名列各代表团之首。到今天为止，今年浙江团代表们也已提出了131件议案、320件建议，还是名列前茅。

　　本报北京3月1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