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山西票号曾辉煌海外（史海回眸）

　　近来，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晋商成了热门话题。100多年前，这些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将事业推进到了俄罗斯、印度、朝鲜和日本等国，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山西商人领导百年前金融改革

　　自明代以来，中国民间就流传着“北有晋商，南有徽商”的说法，可见山西商人在当时经济界的地位。到清代中期，以平遥、太谷、祁县等地为首的山西商人，已积累起雄厚的资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商业团体。嘉庆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山西商人率先在金融领域实行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把持欧亚商业通道，几乎垄断对日贸易

　　在立足国内大江南北的基础上，山西商人的足迹不断延伸，逐渐从祖国边陲发展到海外。早在18世纪，山西商人就进入外蒙古草原进行贸易，并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比如著名的“大盛魁”，人们形容其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到北京铺一条路。公元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山西商人又投身于整个欧洲最挣钱的茶叶贸易。中俄两国间的茶叶贸易，以福建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大洲，而这条商业通道很大一部分就由晋商把持。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晋商乔致庸北上恰克图，直到中俄边境，凭借着“义、信、利”和俄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合作贸易合同，成功疏通了南至武夷山、北到恰克图的茶路，这一剧情是有历史根据的。实际上，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而且涉足整个亚洲地区乃至欧洲市场。在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到处活跃着山西商人的身影，有些商人甚至能用流利的俄语同俄国人交谈。此外，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如榆次常家就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则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所以，当时就流传一种风趣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在日俄等国设立银行，抗击外国金融入侵

　　1907年6月10日，在日本神户荣町三丁目，一家银行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令许多人颇感吃惊的是，这家名为“合盛元”的银行，竟来自中国的山西。日本官方的材料显示，合盛元银行的老板就是山西祁县的合盛元票号，总经理名叫贺洪如，该银行专门从事国际汇兑和借贷业务。那么，中国山西的票号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日本开设银行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近代以来，海外汇兑业务基本上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外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最高的竟达到40%。在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同时，大量外国金融资本也纷纷渗透进来，先后在中国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道胜银行、德华银行、汇丰银行等机构。它们在华经营各种银行业务，甚至发行纸币，企图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这种局面引起了中国民族商人的义愤和反思，山西商人便是最早的行动者。他们以票号为武器，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如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就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

　　20世纪初期，为了摆脱西方金融机构的控制，山西票号决定在海外开设现代意义的金融机构。当时，中日两国间汇兑业务需求急剧增加。面临这种机遇，山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决定率先走出国门，在海外开拓新的天地。

　　1906年，贺洪如向清政府提出申请，陈述其中的利害，希望政府批准合盛元在日本神户设立分号。幸运的是，他的设想很快得到批准并顺利实施。随着业务的扩大，合盛元又在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下关和朝鲜的仁川、新义州、南奎山等地设立分支，统归神户分号管辖。一时间，合盛元业务蒸蒸日上。它大量承揽日本与上海、天津的国际汇兑，为中国商人在日本购买火柴、海菜、杂货等进行服务，年汇兑业务在2000万两白银以上，利润非常可观。

　　以合盛元在海外设立银行为肇始，山西票号在海外的分支数量也逐渐增多，从而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世界的新纪元。永泰裕票号和宝丰隆票号都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过分号。此外很多票号在俄罗斯、日本、朝鲜都有分号，有些票号早在19世纪就开始炒卖外汇，有的总经理还亲自到莫斯科去交易。有资料表明，仅在俄罗斯、朝鲜、日本三国，就有山西票号10余家；而在新加坡，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地，也都曾出现过山西票号的身影，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了。

　　西方人将山西太谷尊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正是由于山西票号在海外的这种优异表现，使国内一些人士大为振奋。1912年，当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北京时，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席间他感慨地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就连外国人也对山西票号的成功赞不绝口。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男爵就曾在其著作中评价道：“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面对山西票号所形成的庞大金融网络，西方人干脆称太谷为“中国的华尔街”。

　　尽管山西票号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由于清末以来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加上现代银行的出现和竞争，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显赫百年的山西票号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环球时报》(2006年03月09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