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天生爱辩论

　　身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常年生活在西方，在哈佛和剑桥这样的名校任教，但是，他从未抛弃自己的印度人身份，仍然以手中那本蓝色的印度护照为荣。

　　不久前出版的《好辩的印度人》一书，是森教授对印度国民特性和文化传统思考的汇集。书中内容共16章，为他1993年到2001年间所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的集录，分编为4部分———“观点与异端”、“文化与交流”、“政治与异议”和“理由与身份”。

　　《好辩的印度人》的书名取自此书首章，森教授在其中深入探究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传统，以及公开争论这种方式在印度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先从自己阅读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感受谈起，说其中的大量对话所展现的，正是无尽的争论与反驳。

　　对交谈、讨论和争辩的喜爱，2000多年来从未改变，形成了印度国民性格的重要特征之一。《远东经济评论》的书评描述了加尔各答历史悠久的“adda”———可大致译作“地方”，即人们的定时聚集之处，通常是在某个街角，人们在那里自由讨论和辩论。辩题无所不包，从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到国家板球队的队长。每有adda在街头出现，参与者必众，声音嘈杂，唾沫星子满天乱飞，辩论的双方甚至多方乐此不疲，往往持续数小时，不吃不喝，也不归家。

　　adda虽为加尔各答所特有，印度的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现象。大声交谈与自由辩论，乃印度人生活中的平常事。愿意聆听别人的看法，有所接受，有所修正，也有所反驳，正是印度社会和政治文化的重要表征。依森教授的看法，民主的观念原非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早已深深植根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之中。

　　争辩也是对话的一种，有了对话的存续，便不会导致唯我独尊，一家独大。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好辩的传统，对异端的宽容，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政客阶层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从而造就了印度学术界在历史上的开放心态，以及国家独立后看似脆弱，实际上非常稳固的政治体系。以目前的印度政坛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执政党的领袖索尼娅·甘地不仅是一位女士，更是生于西欧的基督徒，政府总理辛格是锡克教徒，而总统卡拉姆则是穆斯林。这是多元传统的最好体现，让印度颇感自豪。

　　至于印度繁杂的语言、各异的传统，以及多样的习俗，好争爱辩的国民性格既是原因，也是结果。若说这种性格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森教授说，也许是“啰嗦”。印度人喜欢也擅长高言长论，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该国前外长克里希纳·梅农在联合国长达9小时不停顿的讲话，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而一部《摩诃婆罗多》，其长度竟然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的7倍。

　　《好辩的印度人》副题为“论印度文化、历史和身份”。森从“好辩”延展开去，广泛论及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批评了西方对印度囿于宗教神秘的误解，又对本国宣扬“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的极端论调大力驳斥，而呼吁光大印度文化的多元风貌。▲

　　《环球时报》(2006年03月10日第二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