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临界点上增加一次纠错的机会（采光）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两会”作高法工作报告时说，“继续推进诉讼程序制度改革，完善死刑案件二审程序和核准程序。”高法新闻发言人也向记者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调整了机构设置和分工，新设三个刑事审判庭，正在从全国选调法官。一旦准备工作就绪，最高人民法院将很快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此看来，媒体和民间多年呼吁的“死刑复核权上收”将很快成为现实。

　　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案件的复核权由各地高法行使。这种司法实践产生了新的问题。死刑案件一般都是由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二审就是高级法院，这就造成二审与死刑复核常常合二为一，少了一道程序，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防范错判的作用。再者，各地方高法对判处死刑的标准不尽相同，同样的行为在这个省“罪不至死”，到另一个省却“在劫难逃”。还有，杀人、抢劫等死刑案件由地方高法复核，而经济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却可以到最高法院复核，客观上造成另一种不平等：罪犯的“专业”不同，“待遇”也不同。

　　这些问题妨害了国家法令的统一和公正，社会上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典型案件，则加速了这一进程。2002年，陕西曝出董伟“枪下留人”案，随后又连续曝光了河北聂树斌“奸杀”案（已被执行死刑）、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已获国家赔偿），这些惊天冤情引起了人们对非法办案和轻率定案的指责和忧虑，形成了一浪又一浪要求上收死刑复核权的声波。在这个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先成立了专门班子论证，随后进入筹备阶段，并在今年“两会”上给出了比较确定的时间表。

　　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每一项涉及生死的法律规定都应该是非常审慎的。虽然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慎重对待死刑、严把死刑关，已经成为法律界的共识。死刑复核的目的就在于慎杀、少杀，防止错杀，多一个程序就多一个发现错误的机会。死刑复核权的上收，既是对草率办案的司法人员的震慑，也平添了一个强力的纠错机器，嫌犯的生命权将获得更多的保障。

　　今年肖扬的报告中两次提到一个词———宽严相济。当然，宽不是一味求宽，更不是要求法外施恩，而是对“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理想境界的追求。

　　《江南时报》(2006年03月13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