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北京编辑）
针对当下高校教育高收费和乱收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认为“笼统地提高高校收费不合适”，他觉得“实际上，现在的收费项目已经非常少了”，并提出：应该更理性地看待当下的高校收费问题，现在很多人用农村的平均收入和高校学费相比较，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应该营造一种更理性的氛围。（3月7日《新京报》）李延保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两条“用农村收入和高校学费相比较”的新闻曾被广泛报道：一个本科生4年的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
医疗等费用；一个4口人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他的意思很明显：农民太穷了，不能拿最穷群体的收入来衡量高校学费的高与低，高校收费应该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参照标准。
然而这样的“理性”让人感觉有些残酷。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教育差不多是农家子弟摆脱贫穷、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惟一途径，拿他们的平均收入来衡量高校收费，显然在情在理。而且，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拿农村平均收入来比照高校学费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高校收费应该时刻不能忘记这个基准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基准线，它关系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
如果高校的收费让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读不起大学，这样的收费不能说不高。拿农民收入来比照高校收费，其实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良知。高校收费如果放弃对农民收入的基准性关怀，也就制度性地把农民排斥到了“念得起大学”的群体之外，他们靠什么摆脱代际的贫穷？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过“富裕被垄断、贫困在代际间转移”的现象，在笔者看来，很大一个原因正在于教育通道的堵塞，因教致贫，因贫不能受教。大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承，它还承载着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功能。
拿农民收入衡量高校学费，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比较——“3个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鲜明对比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欠农民的太多，教育欠农民的太多，现在建设新农村，也正是“还债”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