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告别沙尘暴我们还该做什么

　　最近，我国北方发生入春以来第一次大范围的沙尘天气过程，北京也连续几天受到影响，直到昨天下了一场小雪，才终于为北京“洗尘”。

　　当人们咒骂沙尘暴时，笔者忧虑：一场大范围的沙尘，又损失了几十万吨的宝贵“国土”，长此下去，植物在哪里扎根？关于沙尘源，“进口”的多还是“国产”的多，学者们已争论多年。但无论怎么争论，最近30多年来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退化是不争的

　　投资近600亿元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实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否已对阻碍沙尘暴起到作用？针对沙尘暴，我们又该怎样作为？

　　首先是草和林的关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态学意义上的植被类型按照覆盖度和生物量来划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锡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盖率只有0.87%，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试图在草原和荒漠上种出森林，这就与生态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事实上，用草捂盖沙尘暴比用树木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草不需要种，保护就行。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现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盖，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

　　林就不具备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点”上治理还是“面”上治理的关系。现行的做法是，生态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验收的点上，这些点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钱，效果是不错的。然而，对贡献沙尘物质更多、离公路最远、破坏更严重的地区，却无人问津。

　　笔者曾问某旗林业局长，为什么不在偏远的、被严重破坏的地区飞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干脆：“在那里治好了给谁看？”所以，如果你夏天驱车去草原或荒漠地区，看到恢复很好的草原，种植非常成功的灌木丛，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因为“点”上治理的面积占远不到10%，而“面”上破坏的面积高达90%.这就是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上，干旱、半干旱区的人口适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门超过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给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今天他们定居下来了，对自然的压力明显增大，生态破坏就难以避免了。必须通过正确的措施，引导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镇上来，前提是国家用于生态治理的费用，大部分转移到用于人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的关系。沙尘暴是牲口“啃”出来的，是农牧民“种”（开荒）来的，是人为“治”（没有长林的树坑变成风蚀坑）出来的。目前，生态治理的做法，与当地百姓的生存发展是分离的。笔者算过账，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两项相加，投入到每亩土地上的费用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达48.9万元。哪怕这些钱的十分之一给牧民，让他们放下马鞭子，拿起铁锹去栽柳，他们可以保证家里的地基本不起沙尘暴，还致了富，因为每户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万元。在内蒙古某旗，我们为牧民成功恢复了4万亩的沙地草地，却面临着交不起每年不足1万元看护费的尴尬局面。

　　第五是东部和西部的关系。我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业基地上，而应当是生态屏障。

　　或问，我们能否告别沙尘暴？答曰，上述五大关系不理顺，前途未卜。当然，也可能很快，这就是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了，草原变戈壁，戈壁更荒凉，北京就没有沙尘暴了。但是，彼时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