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教育券就读走四方

　　本报评论员苏宁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刘志庚提出，国家有关方面应当发行“教育券”，让外来工从流出地政府领取相应名额的“教育券”，再向流入地政府“买”免费义务教育权，让流动人口的子女也切实享受到“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的好处。

　　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都处于“两头不靠岸”的状态，而一些外来工子女因为留在原籍入学而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少年”，长期缺乏父母关心和必要的家庭教育，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对此，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应该让外来工子女在父母的工作地接受义务教育，而教育的费用，也应该由当地政府来承担。为了强调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一些人甚至把问题上升到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的高度。但在实践中，无论怎样拔高，也破解不了客观存在的困难。因为，数额巨大的教育补贴如果完全由外来工流入地的政府来解决，不仅不公平，而且不现实。同时，外来工的流出地本该承担的教育财政补贴义务，不仅在无形中被免除，还吃了国家教育补贴的“空额”。

　　通过发行“教育券”作为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转移支付的标准，无疑是两地政府部门合理分担未成年人教育费用的最佳办法。过去，也有专家提出过按照各地实际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人数来分配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但由于外来工子女的流动性太大，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仅仅按实际人数分配国家财政下拨的经费，也没有体现流出地地方政府对户籍未成年人的应尽的义务。

　　发行“教育券”的提议，倒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一度风行的“全国粮票”，虽然它最终因为粮食供应的放开而不复存在，但却和“教育券”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在粮食定量供应的年代，粮食和教育经费一样，都是在户籍地按人头供应的；二是“粮票”和“教育券”都方便人口的流动，即可以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通过票证“提现”，带到需要的地方使用。

　　教育券的发行，其受益者还不只是外来工及其子女，对日益增多的人才流动，也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来，高素质的人才在城市、地区间的流动也渐成气候，其中很多人也出现了“人户分离”的情况。对于这部分人的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从吸引人才的角度出发，通过“特事特办”来解决的，不仅增加了支出，申请、办理的程序也多少有些麻烦，增加了人才流动的成本。如果有了教育券，可以用券来买教育，也就不必再“特事特办”，彼此方便。

　　相比一味强调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的“旁观者”，刘志庚作为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的“当家人”，对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正如他本人所说：“从当前实际来看，这是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动机与效果、现实与长远的机制。”